（四）王朝统治的稳固与边境风云

（四）王朝统治的稳固与边境风云宪宗改元成化，在位二十二年，子祐樘（孝宗）嗣位，改元弘治，在位十八年，明王朝经历了英宗朝的动荡又趋于稳固。成化、弘治两朝，虽然不免有一些败政，但明廷政局大体上保持稳定，无重大战乱发生。宪宗较妥善地安置荆襄流民后，社会上也不再有大规模的起义爆发。成化、弘治近四十年间，被视为明代的承平之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北边的蒙古各部在达延汗时期重又达到了统一。达延汗着力稳定蒙古内部，无意南下。明廷因不明蒙古形势，在西北边境曾爆发过对蒙古的战事。但双方的政局都不曾因此而受到太多的影响。孝宗时，吐鲁番部再次侵入哈密，明王朝一再出兵，为收复哈密进行了频年的争战。一、成化政局宪宗初即位，倚用李贤等阁臣，为“夺门”之变重订是非，换来了朝臣的支持和政局的稳定。但不久之后，宪宗即怠于政事，习学道术，在宫中淫乐，长久不理朝政，不召见大臣。万贵妃与内宦、阁臣等在无所作为中保持着局势的平静。立太子——宪宗即位前，英宗曾为他选吴氏、王氏、柏氏三女入宫，待即位后备选皇后。一四六四年，宪宗即帝位，七月，司礼太监牛玉请于周太后（宪宗生母）择立英宗选入后廷的都督同知吴俊之女吴氏为后。不到一月，宪宗又请于太后，废吴后，还居别宫。十月，另立王氏为皇后，后父王镇由金吾卫指挥使升任中军都督同知。才人万氏有宠于宪宗，成化二年（一四六六年）正月生子，册为贵妃。十一月，皇子死。一四六九年，贤妃柏氏生子祐极。一四七一年立为皇太子，次年二月病死。明军在广西贺县俘掳的蛮族（疑是瑶族）土官之女纪氏，被遣入宫中为女史（通文字的女奴），看守内藏（内库）。宪宗偶至内藏，私幸纪氏。纪氏遭万贵妃斥责，病居西内，生一子，秘而不宣。废后吴氏代为抚养。太子祐极死后，宪宗以无子为忧。一四七五年，太监奏报其事。万贵妃具服朝贺，厚赐纪氏母子，并将皇子收入宫中抚育。这年五月，宪宗召见皇子，年已六岁，取名祐樘，并以皇子命名为由，命百官朝见。纪氏进封淑妃。大学士商辂上书说：“皇子聪明，国本攸系，重以昭德贵妃（万妃）抚育，恩逾所出。百官万民皆谓贵妃贤哲，近代所无。但外议皇子生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见，人情事体未便。伏望敕令就近居住，仍烦贵妃抚育”（《万历野获编》卷三）。宪宗于次日下敕，纪淑妃移居永寿宫，礼数同于贵妃。六月，纪淑妃病笃。商辂请命太子进宫探视。数日后，纪妃病死，谥恭恪。十一月，立皇子祐樘为太子，随周太后居仁寿宫。此后一年，宪宗私幸的宫婢邵氏又生一子（祐杬）。邵氏出身于浙江昌化贫家，幼时被卖给杭州镇守太监，入宫为奴。生子后封宸妃，又进为贵妃。万贵妃封皇贵妃。传说宪宗后来曾有意另立祐杬为皇太子，向司礼监太监怀恩示意。怀恩力谏而止。宪宗先后有子十四人，宫廷间不再因皇位继承而出现纷争。宪宗怠政——宪宗即位不久，即怠于政事，不见大臣。群臣奏事均经由内廷中官。一四七一年，大学士彭时、商辂等借口彗星久现，力请朝见。宪宗在奉天门接见阁臣。彭时奏称“天变可畏”，宪宗说“卿等宜尽心”。又奏：御史疏请减京官俸，文官可武官不可。宪宗说，是。万安等叩头呼万岁。彭时、商辂也都退下。宪宗随即退朝。朝野传笑，说是“万岁阁老”。从此以后，直到宪宗病死，再不召见大臣。宪宗以少年天子，怠于政事，与掖庭嫔妃以至侍女宫婢，淫乐无度。大学士万安迎合帝意，进献媚药及房中术。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等谏诤风纪之臣，也向宪宗献房中秘方求官。僧人继晓因内宦之介，向宪宗进秘术，得为国师。江西南昌人布政司吏李孜省因贪赃事藏匿，习五雷法术，结纳内宦梁芳等向宪宗进上道家符篆及淫邪方术，特授上林苑监，进至通政使。李孜省与万安、僧继晓及内宦梁芳等相互结纳，操纵官员进退，朝野侧目。汪直与西厂——广西大藤峡瑶族人汪直，幼年时被俘入宫中为内宦，得宪宗宠爱，掌管御马监。一四七六年，宦官鲍石、郑忠勾结“以左道惑众”的李子龙潜入皇宫，图谋作乱，事被锦衣卫官校发现后处死。此事使宪宗极为不安，命汪直易服化妆，带校尉一、二人，密出侦察。次年正月，朝廷新设一侦察机构，由汪直统领。为区别于原有的“东厂”名为“西厂”。西厂所领缇骑（侦察人员）倍于东厂，权势也更大。逮捕朝臣，可不经奏请。西厂设立后，屡兴大狱。一四七七年二月，故少师杨荣的曾孙、建宁卫指挥杨晔，与其父杨泰为仇家所告，逃入京师，匿于姊夫董玙处。董玙找到汪直的心腹锦衣百户韦瑛求情，韦瑛表面许诺，暗地里却向汪直报告。汪直立即把杨晔和董玙逮捕，进行拷讯。杨晔不胜酷刑，妄招在叔父兵部主事士伟处藏匿赃金。汪直不奏闻朝廷，即捕杨士伟下狱，坐实此案，杨晔死狱中，杨泰论斩，杨士伟贬官。同年四月，锦衣卫官韦瑛向掌太医院事左通政方贤索取药品，未得，派人去方家搜查，查得片脑沉香，诬指盗自官库，又搜出御墨及龙凤瓷器，以违法论，将方贤下西厂狱，并株连太医院判蒋宗武等多人。此外，各地官民被西厂旗校诬指被逮者，接连不断。西厂设立年余，汪直罗织人罪，数起大狱，群情汹涌。一四七七年五月，大学士商辂上疏请罢西厂，说：“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宪宗命太监怀恩传旨斥责。商辂据理力争，怀恩如实回报，宪宗下令罢西厂。汪直仍回御马监，韦瑛谪戍宣府，诸旗校遣散。西厂革罢后，汪直诬称商辂奏疏是出自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是为杨晔报复。御史戴缙，上书盛称汪直功绩，请复西厂。宪宗又在六月十五日下令复开西厂，仍由汪直统领。商辂上疏致仕。西厂革罢一月而又重开，汪直权势更盛。连年巡边监军，邀功取赏。一四七八年，海西女真因开原边官勒索，率部至抚顺，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前往招抚，汪直请自往开原巡视。马文升对汪直不加礼遇。巡抚辽东的右副都御史陈钺被劾，厚赂汪直，诬陷马文升。汪直奏马文升妄开边衅，下锦衣卫狱，谪戍重庆。陈钺依附汪直，请讨海西以邀功。一四七九年十月，抚宁侯朱永拜靖虏将军，为总兵官。陈钺提督军务，汪直监军，领兵至辽东，在广宁枪杀海西头目数十人，还军。朱永进封保国公，陈钺进右都御史。汪直加俸。一四八○年春，朝廷得报，延绥边境有蒙古兵窜扰。朱永为将军，汪直监军，兵部尚书王越提督军务，分道出塞。王越依附汪直得官，临阵与汪直出轻骑，至威宁海子，俘获而还。朱永率大军西出榆林，不见敌军，马死五千余匹，王越进封威宁伯。汪直加禄米。朱永无功不赏。一四八一年，蒙古亦思马因太师兵近大同王越佩将军印，汪直监军，去大同镇守。巡抚宣府御史秦纮密奏汪直纵旗校扰民。汪直还朝，宪宗向他出示秦纮奏疏，汪直只好叩头谢罪。西厂重开后，虽然没有再兴大狱，但缇骑旗校侦察苛细，借端勒索，也引起朝野的不满。不断有官员上疏指斥西厂，宪宗不理。汪直权势日盛，逐渐招致万贵妃与万安等人的厌恶。东厂与西厂争功，东厂太监尚铭也密奏汪直构祸。一四八二年三月，大学士万安得万贵妃支持，上疏请罢西厂，说：“东厂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厂事出权宜，当革”。宪宗从其请，下诏革罢西厂，朝野称快。万安又请将依附汪直的王越调守延绥。汪直也于次年自大同调往南京御马监。自大学士商辂因复开西厂自请致仕后，阁臣中万安与原值经筵的翰林学士刘吉、刘珝，对宪宗的荒怠无所规正，但求自保，被讥讽为“纸糊三阁老”。万安力请革罢西厂，谈迁《国榷》说这是“寸有所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则说是由于“结昭德宫（万贵妃）”，恶汪直浸淫。万安之敢于上疏，宪宗之准予革罢，万贵妃有重要的作用。《明史·万贵妃传》说：“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汪直当是其中的一人。汪直调任后，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欺罔之罪。并揭露他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罗织罪状，作威作福诸事。汪直被贬为南京奉御。王越削官，编管。阿附汪直的戴缙削职为民。陈钺已令致仕，不再问罪。依附汪直的官员相继被逐。被汪直、陈钺诬陷遣戍的马文升，起为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后又进为兵部尚书。斥逐恶宦——西厂革罢，汪直获罪，朝中为之一振。朝官相继揭发一些因缘牟利的宦官。右副都御史王恕巡抚江南，劾奏内监王敬随带厂卫十九人以朝廷采药购书为名，在苏、松、常等府，敲榨勒索，民不堪命。专弄左道邪术的锦衣卫千户王臣随从王敬矫旨搜刮。疏中指王敬等至苏、常等府倚势逼取官民银三万六千余两。其在江浙布政司及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银，不知有几千万，奏请“明正法典”。王恕连上三疏。东厂尚铭也揭发王敬奸状。王敬下狱治罪。随从十九人遣戍。王臣被处死，传首江南。掌领东厂的司礼监太监尚铭，自汪直败后，权势日盛。擅自卖官鬻爵，并对京师富室，罗织罪状，借以敲索重贿。尚铭被押赴南京，谪充浄军，在孝陵卫种菜。抄没其家产，辇送内府。太监陈准继领东厂，告诫校尉说，有大逆（谋反）事告我，其他事你们都不要干预。陈准对东厂校尉的侦察活动有所限阻，人情渐安。佞幸与阁臣——宪宗命内宦传奉圣旨授官，求官者向内宦行贿，所谓“传奉官”授官日滥。僧继晓与李孜省向宪宗献方术得官，恣作威福。尤为朝野所愤慨。一四八三年十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王瑞，御史张稷等交章弹劾传奉官之滥。张稷上疏说：“传奉各官，至于末流贱伎，多至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有不识一丁而亦授文职，有不挟一矢，而冒任武官“若非痛加斥逐安能救止”（《宪宗实录》卷二四七），宪宗被迫贬黜传奉官十二人。李孜省时为左通政，贬二秩为左参议，以塞请议。不久之后，李孜省又复职为左通政。次年十月，刑部员外郎林俊又上疏劾僧继晓在京城建寺靡财，内官梁芳，耗费府藏，贪污家资过于尚铭。宪宗得疏大怒，将林俊下狱拷问。都督府张黻上疏为林俊辩护，也被下狱。太监怀恩伏地力争，宪宗命将林、张各杖三十贬谪出京为州官。十一月，南京兵部尚书王恕闻讯，上疏说：“人皆知此事（建寺）之非而不言，独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独张黻言之。今悉置之于法，人皆以言为讳。设再有奸邪误国，陛下何由知之？”（《明通鉴》卷三十五）疏入，留中不报。太监怀恩见到此疏说：“天下忠义，斯人而已！”僧继晓见势不妙，自请归家养母。一四八五年，因北方诸省天旱饥馑，诏群臣陈言时政得失。两京言官纷纷上疏，劾奏僧继晓、李孜省及梁芳等内宦，并历陈传奉官之滥。宪宗敕降李孜省为上林监丞。继晓已归家，革去国师称号，黜为平民，林俊、张黻免谪，改授南京散官。又斥罢传奉官约五百人。朝野一时称快。宪宗崇信道术，倚重李孜省。这年十月，又复任李孜省为左通政，仍居原职。阁臣刘珝因与万安不和，于九月间致仕。旧臣彭时之子彭华厚赂李孜省，又与万安结纳，于十二月入阁参予机务，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时论说：“三千（贿赂）馆阁荐彭华”。次年九月，南京礼部侍郎尹直依附李孜省及万安，被召入京，改户部左侍郎，也入阁预机务。万、刘、彭、尹相互结纳，朝野侧目。宪宗在位二十三年，长期不召见大臣，处决政事均经内宦。晚年传旨多倚太监怀恩、覃吉。怀恩犯颜敢谏。覃吉曾在东宫，侍太子读书。两宦在朝中均有美誉。皇后王氏遇事淡然。宫廷诸事多倚万贵妃统领。万贵妃待内宦宫婢甚严。宦官每有流言中伤，诸多失实。万贵妃父万贵，秉性醇谨，每告诫子侄安分自守。万贵死后，子万喜进都指挥同知，恃势骄横贪婪，交结内宦梁芳等以贡物为名谋赏邀利，恶名扬于朝外。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年）正月，万贵妃病死。据说因怒挞宫婢后，痰涌而死。年约六十岁。传说宪宗郊祭回宫，知贵妃死，悲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万历野获编》卷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视之为“玉环之受宠于明皇”，未免比喻失当。宪宗的哀叹，当不仅是私情的眷恋，而还由于失去了一个内决政事的宫廷辅佐。这年八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岁。遗诏太子祐樘即帝位。二、弘治政绩一四八七年九月，孝宗十七岁宣诏即位。宪宗即位时有前朝老臣李贤等辅佐。孝宗即位，前朝阁臣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万安等素有劣绩，难以服众。孝宗在东宫时也已得知他的恶名。内宦中司礼监太监怀恩位列首班。覃吉侍太子多年，素得依信。孝宗倚靠怀恩、覃吉的扶持，起用东宫读书的师保和有声望的旧臣，建立起他的统治。更迭阁臣——孝宗即位后，怀恩即劝他罢免万安。御史也上章弹劾。孝宗在宫中见一小箧，里面都是论房中术的疏文，写“臣安进上”。孝宗命怀恩拿去问万安，“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万安叩头谢罪。怀恩即摘去他的牙牌（官员执版），说：“你可以走了。”万安罢职后回四川，已年逾七十，一年后病死。尹直也被劾免官。旧臣中只有刘吉留值内阁。孝宗另任东宫讲官少詹事刘健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吏部左侍郎徐溥进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吉与徐溥、刘健成为新朝的阁臣。宪宗朝负有人望的王恕，因怀恩力荐，起为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署国子监事丘浚进呈所著《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孝宗命在福建刊行。进丘浚为礼部尚书署詹事府事。罢黜佞幸——孝宗即位后十日，即采言官的劾议，下诏罢黜宪宗朝的佞幸，借以争取人心，革新朝政。官至署通政司事礼部左侍郎的方士李孜省以及依附他为太常寺卿的方士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边卫。太监梁芳降为南京御用监少监，闲住。都督同知万喜降为指挥使。十一月，太监蒋琮继续揭发梁芳、李孜省罪状。梁、李被逮下狱，死于狱中。罢传奉官——宪宗末年，已对传奉官，陆续裁汰，但已授官者仍然极滥。孝宗即位后，于十月间罢黜右通政、侍郎及武职指挥佥事以下传奉官至两千余人，僧道官一千余人。传奉授官者多被罢免，传升之官多被罢黜，仍留原任。追谥太后——孝宗即位后，尊奉祖母周后为太皇太后。宪宗王皇后为皇太后。又奉两宫太后旨，追谥生母纪淑妃为孝穆皇太后，附葬宪宗陵（茂陵）。纪淑妃在孝宗立为太子前数月死去，宫中或传出种种疑言。孝宗降黜万喜后，山东鱼台县丞徐顼上疏说：“先母后之旧痛未伸。”“万贵妃戚属万喜等罪大责微”请重行追究。礼部与大臣谋议，以为“宫闱之事，不可臆度”。请在宫中密访贵妃近侍，在外逮万氏亲属鞫问。孝宗不准，降旨说：“此事皇太后（周后）、母后（王后）宣谕已明。凡外间无据之言，难凭访究”（《孝宗实录》卷三），只令万喜将累次所赏金银等，悉数还官。不久之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司马垔上疏谏孝宗，说：“圣母之终，不能无疑。然太皇太后、皇太后所以保护陛下之恩亦至。似宜少抑悲思，从容审察，弗伤两宫之意。于凡先帝所行，尤当含弘广大，以盖其愆，勿轻信希冀之徒，为已甚之举。”（《孝宗实录》卷六）纪淑妃原为掳自蛮族的宫婢，宪宗私幸生子，秘而不宣。纪妃长期病苦，事涉宪宗，难以查究。移罪万妃，不免株连诬枉，难得其平。太皇太后、皇太后宣谕阻究其事，不仅为回护万妃，也还为顾全宪宗，用意是明显的。孝宗禀承两宫之意，追谥生母附葬茂陵，又采礼部尚书周洪谟议，在奉祀帝后的奉先殿旁，另建奉慈殿，以奉祀孝穆。孝宗得以岁时祭祀，博得孝母的美名，也避免了一场宫廷风波。孝宗在九月间宣诏即位，至十二月，即先后完成了上述的几件大事。罢逐佞幸而不过事更张，追谥生母而不深究既往，从而较为顺利地稳定了政局，建立起新朝的统治。孝宗弘治一朝，上承成化时渐趋稳固的政局，继续保持长期稳定的局势，号为承平。在国家建设中，先后做出了两项业绩。治理河患——元朝末年，黄河曾在开封、曹州至济阴等处决口，酿成大患。贾鲁修筑堤埽，使黄河归于故道。明朝建国后，一三九一年，黄河在原武决口，东经开封城北，南至项城，又东经颍州、寿州，入于淮河。元朝修建的大运河会通河因而淤积。永乐时，曾修浚会通河，以通漕运。英宗正统时，黄河又在荥阳决口，经曹州、濮州，冲击会通河与黄河交会地带的张秋镇长堤和沙湾东堤。景泰时，黄河又在沙湾堤决口，右佥都御史徐有贞奉命治河，自张秋向西南修渠数百里，以平水势，名为广济渠。孝宗即位后，一四八九年，黄河在开封及黄陵冈决口。次年，又在原武决口，分为三支泛滥。一支自封丘经祥符、曹州、濮州，冲决张秋堤，一支出中牟，下尉氏，另一支泛滥于兰阳、仪封、考城、归德等，下至于宿州，江为大患。户部左侍郎白昂前往治理。在阳武筑长堤以防张秋。在中牟引水入淮河。修浚宿州古睢河，以连通泗水。北塞南疏，使水患得以暂时平息。一四九二年，黄河又在张秋决口。次年，命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为右佥都御史前往督治。一四九四年二月，张秋再次决口，众议纷纭。刘大夏受命后，沿黄河千余里考察形势，与山东、河南守臣集议督治之法。以为张秋乃下流咽喉，不可即治。应先治上流，再筑长堤。刘大夏等征发民丁数万人在上流西岸开凿月河三里许，引入旧河道。又在中牟别开新河一道至颍州东入于淮河。由陈留至归德，修浚淤河，分二道入淮。在黄陵冈南修浚贾鲁旧河，由曹县出徐州。河流既分，水势渐平。起河南胙城北经滑县、东明，东历山东曹县、单县，至于徐州，长三百六十余里。四月间，再塞张秋堤，改张秋镇名安平镇。刘大夏治水功成，孝宗下诏褒赏，进为户部右侍郎。协助刘大夏治水的山东参政张缙进为通政司右通政，代刘大夏继续治河。张缙相度形势，随时修浚。又在张秋决口之东，砌石岸数里，以固堤防。一四九五年初，刘大夏又请筑塞黄陵冈等处，以疏导黄河南流。二月间完工。黄河经徐州入运河，恢复南流故道。黄河水道，经刘大夏等治理后，孝宗一朝，不再有水患发生。编修会典——一四九一年十月，丘浚以礼部尚书入兼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刘吉致仕。一四九五年二月丘浚病死。礼部左侍郎李东阳、詹事府少詹事谢迁，入值内阁。一四九七年十月，孝宗敕谕阁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编纂明朝开国以来制度典章。谕“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而凡损益同异，据事系年，汇列于后，粹而为书，以成一代之典。”（《孝宗实录》卷一二三，《大明会典》卷首）孝宗敕定书名为《大明会典》，以徐、刘、李、谢为总裁官。徐溥年已七十，于次年致仕，会典的编修，历时四年有余。遍采内廷所藏诸司职掌等书及官府籍册，分馆辑修。依孝宗所订体例，“百司庶事以序而列。官各领其属，而事皆归于职。”（孝宗《御制大明会典序》）全书凡一百八十卷，于一五○二年十二月修成。由刘健等奉表呈进。孝宗敕令刊刻，颁行全国。会典的颁行，不仅保存了历朝制度沿革的纪录，也使官府行政，有所遵循，意义是重大的。此后，正德、嘉靖间续有修订，万历时重修刊布，流传后世，也为清朝编修《大清会典》提供了范例。三、内宦与外戚孝宗即位后，臣下称誉“太平无事”，仍依宪宗的先例，从不召见大臣议政。章奏批答均经由内宦，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孝宗在位数年，即逐渐倦政，崇信道术。表面的太平掩盖着重重的矛盾，朝廷的种种积弊也在发展。一四九七年二月，大学士徐溥等上疏说：“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疲敝，闾阎穷困，愁叹之声，上干和气”。“将来之患，灼然可忧”（《明史·徐溥传》）。三月，孝宗迫于阁臣之请，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阁臣，授以诸司的题奏，说与先生们商议。徐溥等拟旨，呈孝宗改定，各赐茶一杯而退。这是一四七一年宪宗召见大臣二十六年后，又一次召见大臣，满朝称为盛事。此后，孝宗长期不见大臣，依然经由内宦，在宫中决事。司礼监太监怀恩，在弘治初年病死。孝宗赐给祠额，题为“显忠”，是宦官中难得的忠良。此后，孝宗倚信的太监李广，以道家符箓和烧炼丹药取悦于孝宗，接受贿赂，荐引官员，强占京畿民田，恃权谋取盐利，赃迹昭著。户部主事胡爟上书弹劾李广“借左道滥设斋醮，惑乱圣聪，耗蠹国储。乃有不肖士大夫，昏暮乞怜于其门，交通请托，不以为耻。”给事中叶绅上疏劾李广进不经之药等八大罪。祠祭司郎中王云凤上疏请斩李广，言词激切。李广借故反劾王云凤，下锦衣卫狱，谪知陕州。一四九八年，李广在万岁山建造毓秀亭成。不久，孝宗的幼女病死，太皇太后周后的清宁宫火灾。说者指建亭触犯了岁忌。周后抱怨说：“今天李广，明天李广，果然大祸来了！”李广畏罪自杀。家中查出向他行贿的名册，列有文武大臣多名，各送黄、白米百、千石不等。孝宗不解说：李广能吃多少，怎么接受这么多？人们解释说：所记黄米是黄金，白米是白银！李广死后，仍有人为他请赐祠额，大学士刘健力持不可。孝宗仍命撰文赐祭。宦官干政谋私，为害最烈的仍是传奉官与东厂。孝宗初即位，虽曾罢黜传奉官数千人，但并未废除制度。即位后不久，即因修京城河桥，从太监李兴之请授工匠四人官。此后，传升及传授之官又渐加多。李广大量受贿，就是因为官员们请托传升。至一四九九年，一月之中升授文武官员多至二百余人。兵部尚书马文升与吏部尚书屠滽等上疏，请罢传奉官。孝宗不纳。传奉官的积弊愈演愈烈。东厂例由司礼监提督太监管领。怀恩死后，太监杨鹏等领厂事，积弊日重。一四九六年十二月，刑部吏徐珪上疏说：“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因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称校尉挟私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之赃而以为从，令旁人抵其罪者。刑官纵使洞见其情，孰敢擅更一字。”“臣愿陛下革去东厂，剹杨鹏”。（《孝宗实录》卷一二○）孝宗说他狂诞，发回原籍为民。一四九八年御史胡献又上疏请罢东厂。说：“东厂校尉，本以缉奸，迩者但为中官外戚泄愤报怨”，“推求细事，诬以罪名”。孝宗拒不纳谏，将胡献下狱治罪，贬为蓝山县丞。东厂太监得到孝宗的倚信，又与中官外戚交通，原有的积弊也愈演愈烈了。孝宗为太子时，选纳京畿河间府兴济人张氏女为妃，即位后立为皇后。父张峦原以乡贡入太学。一四九一年，封为寿宁伯。尚书王恕上疏说，钱太后（英宗后）、王太后（宪宗后）都是正位数十年后，现在才封家人。今皇后刚立三年，张峦就已封伯，不可许。孝宗不纳。张后生皇子厚照。一四九二年立为皇太子。张峦又进封为寿宁侯。孝宗又欲封张后弟张延龄伯爵，命大学士刘吉撰诰。刘吉说，尽封二太后（周后、王后）家子弟才可。孝宗不悦，命刘吉致仕，仍封张延龄为建昌伯。同年，张峦死，赠昌国公。子鹤龄袭爵为侯。张鹤龄、张延龄兄弟恃张后支持，占田经商谋利，又与内宦及东厂太监结纳，恣为不法。一四九二年与宪宗生母太皇太后周后弟长宁伯周彧两家争夺商利，至令家人在街市上聚众斗殴，京城震骇。九卿上疏说：宪宗皇帝曾有诏书：勋戚之家，不许占据关津桥梁水陂及设肆（商店）鬻贩，侵夺民利。违者听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以闻。“迩者长宁伯周彧、寿宁侯张鹤龄两家，以琐事忿争，聚众兢斗，喧传都邑，上彻宸居。盖因平日争夺市利，已蓄忿心。一有所触，遂成仇敌。失戚里之观瞻，损朝廷之威重”（《孝宗实录》卷一一七）。请求降旨，遵宪宗诏旨，凡贵戚店肆，悉皆停止。孝宗敕令揭榜晓谕。张鹤龄兄弟注籍宫禁，得以出入内宫。一日，张鹤龄醉酒，带上皇冠。宦官何鼎怒斥他无礼，奏言二张大不敬。张后竟激怒孝宗，将何鼎下狱，又命李广将何鼎打死。张鹤龄受孝宗赐地四百余顷，竟借山侵占民地多至三倍，并打死平民。巡抚勘报，孝宗竟将所占地给与张鹤龄。周太后弟周彧有赐田过制，官员请予勘正。孝宗不许。周后得知，说：怎么能因为我的缘故，枉皇帝的法！终于将多占田归还官府。与周太后不同，张后执意纵容两弟骄横不法，继续结纳市井无赖，谋夺民利，又将寡母金夫人奉养宫中，权势更重。一五三○年二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疏，斥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命”（《国榷》卷四十五），张鹤龄上疏自辩，并反指李梦阳疏中有“陛下厚张氏”语，罪当斩。金夫人也向孝宗陈诉。孝宗将李梦阳下狱，一月后释放复职，罚俸三月。史称孝宗对李梦阳有意曲为回护，但由此也可见张后与外戚之专横不法，已难于制止。四、边地风云弘治一朝，边境上迄无重大战事，但在局部地区也曾出现过短暂的风波，主要仍是北边的鞑靼与西北的哈密。鞑靼边事满都海扶立达延汗后，即致力排除掌握兵权的亦思马因太师，以巩固汗权。明宪宗成化末年，亦思马因败逃，西依瓦剌。达延汗遣郭尔罗斯部的脱火赤（托和齐）追击，亦思马因败死。哈密都督罕慎向明廷奏报了亦思马因的死讯。孝宗即位后，达延汗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六月，派遣一千五百三十九人的使臣队至大同，向明廷贡马骡等近五千匹。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向明廷奏报，请裁定入贡人数。历来鞑靼遣使入贡，既是表明政治关系，也是一种贸易方式。贡使越多，获得明廷回赐也越多。明廷因而多有限制。明孝宗敕令正副使等五百人来京，其余留大同款待候赏。一四九○年，达延汗再次遣使入贡，明廷赏加使臣并赐达延汗蟒龙服、红缨、琵琶、帐房等物，由使臣领回。瓦剌太师火儿忽力等也遣使入贡。明廷一例接待，给予赏赐。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领兵西行，攻打瓦剌，以求实现统一全蒙古的宏图。一四九三年六月，甘肃官员向明廷奏报，鞑靼被瓦剌战败，住牧宁夏贺兰山后。一四九六年五月，鞑靼遣使，请准三千人入贡。不久，又称因回军攻打瓦剌，暂停遣使。此后，达延汗连年与瓦剌交战。一四九八年二月，遣使六千人入贡，明廷准二千人入关，五百人入京。鞑靼与瓦剌在明廷西北甘肃、宁夏邻境交战，不时在边界地带与明军发生冲突。一四九八年十月，明廷起用因结纳汪直致仕但熟悉边务的王越总制甘、凉各路边务。次年七月，王越奉敕出兵，袭击贺兰山后鞑靼驻军，自宁夏分三路出击，斩首四十二级而还。明廷对各级军兵记功授赏。此次不必要的战事，全由明军发动。战争之后，达延汗不再向明朝入贡。一五○○年，达延汗部已故的知院脱罗干之子火筛（科赛）自大青山入威远卫。明游击将军王杲见往来军兵不多，仓促出击邀功，遭伏兵袭击，军士亡失千余人，裨将五十二人战死。副总兵马升、参将秦恭拒不出援。王杲大败，大同报警。王杲败报传到京师，明廷大震，京师戒严。孝宗改变不见大臣的惯例，急召刘健、李东阳、谢迁三阁臣商议军政。王杲、马升、秦恭俱以罪论死。以平江伯陈锐为靖虏将军防守大同。火筛军继至大同左卫，陈锐不敢出战，游击将军张俊出兵小胜，被擢为都督佥事，充总兵官。此后，大同仍有小规模的战事。这年冬季，达延汗领兵数万，大举西征河套地区反抗他的阿尔秃斯部（《蒙古源流》著其人名满都赉阿固勒呼）。阿尔秃斯战败，即在明边境扰掠。明军略有交锋，即夸大其事，谎报获胜，以邀功请赏。明廷得报，即误认是“小王子（达延汗）寇边”，一五○一年三月，命鸿胪卿陈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继而又命靖虏将军朱晖为总兵官，史琳提督军务，太监苗逵监军，率五都督领重兵去延绥防御。七月，达延汗部在明宁夏后卫花马池边地与明官军交战，明都指挥王泰败死。九月，孝宗敕责朱晖、史琳、苗逵等，起用已致仕的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制陕西军务。秦纮至边，整顿军旅，观察形势，上书陈奏，边务当以守备为本。随即在花马池以西，固原镇以北各筑屯堡，募民屯田，又在开成等县拓治城郭，招徕商贾。经营年余，边地渐安。一五○二年十二月，孝宗准秦纮议，改陕西开城县为固原州，置总制府，设总制、参将、游击等官，成为军事重镇。一五○四年六月，达延汗再遣使臣六千人自大同入贡。大同守臣上书，亟言和好之利，用兵之害，奏请准贡。明廷依旧例，准二千人入贡。鞑靼达延汗致力于统一蒙古的大业，并无意南侵，恢复大元。明廷君臣因有英宗被俘的教训，对蒙古特加警惕，但于蒙古内部的情势并不甚明了。蒙古流散部众不时在边境扰掠。边将奏报，又往往虚张其事，希图升赏，以致屡有纷争。但明孝宗旨在对外防御，达延汗志在内部统一，这一基本形势决定了双方在经历一些风波后，仍能继续保持对峙的局势而不致酿成重大战事。哈密争战孝宗即位后，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二月，封哈密都督罕慎嗣位为忠顺王。吐鲁番速檀（王）阿黑麻（阿力之子）于十二月间，诱杀罕慎，占领哈密，仍命牙兰据守，遣使入明朝贡。明兵部尚书马文升请许如例入贡，敕阿黑麻交还俘掳的哈密王母及金印，归还哈密。次年，哈密旧部袭击牙兰，杀其弟。哈密都指挥阿木郎请调赤斤、罕东两卫兵攻破哈密城，牙兰逃走。一四九○年吐鲁番阿黑麻遣使入贡，愿献还哈密及金印，王母已死，明廷不再追问。次年，明朝收还哈密及所献金印。马文升奏称，哈密城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族素服蒙古，须得蒙古皇室后裔镇守。访得曲先元安定王之侄陕巴，于一四九二年立为哈密忠顺王。以阿木郎为都督佥事。罕慎弟奄克孛剌为都督同知。次年，吐鲁番阿黑麻又攻入哈密，擒陕巴，杀阿木郎，仍命牙兰据守哈密。一四九五年，马文升召肃州指挥杨翥计议，由甘肃巡抚都御史许进遣副总兵彭清调罕东兵攻牙兰。许进到肃州，罕东兵不至，乃与彭清循大路攻哈密。牙兰得讯逃走。明军沿途缺粮，亡失甚众，进据哈密。一四九六年，吐鲁番又亲自领兵占据哈密。不久，奄克孛剌联合瓦剌军夺还哈密。阿黑麻退走。明廷断绝与吐鲁番的互市贸易。阿黑麻被迫于次年十月向明廷上书，愿交还俘掳的陕巴及忠顺王金印。明廷命总制王越经略哈密。王越出河西，吐鲁番送陕巴至甘州。明廷复封陕巴为忠顺王。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年）正月，明军护送陕巴回哈密，以奄克孛剌及回回人写亦虎仙、哈剌灰人拜迭力迷失等为都督辅治。吐鲁番也恢复与明朝的贡市如常。一五○四年春，陕巴部下阿孛剌交通吐鲁番，乘间迎立阿黑麻的十三岁的幼子真帖木儿入哈密。陕巴惧走苦峪。明肃州指挥董杰与在肃州的奄克孛剌、写亦虎仙同返哈密，董杰擒斩阿孛剌等六人，迎还陕巴复位。这时，阿黑麻死，吐鲁番诸子争位内乱，真帖木儿不敢返回，留居甘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