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金斗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

（四）抗金斗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一、反投降派的斗争杨后、史弥远发动政变后，皇子询被立为太子，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又进为右丞相。以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一举夺取了全部军政大权。史弥远随即恢复秦桧的王爵和谥号，表明他是秦桧的崇奉者。史弥远等投降派执政，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陈自强罢相，又贬到雷州安置，家产籍没。邓友龙贬南雄州安置。郭倪、张岩等罢官。辛弃疾已经死去几年，仍被加上“迎合开边”的罪名，追削爵秩。叶适在韩侂胄禁道学时，曾因附合朱熹，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一二○二年解除党禁，叶适恢复官职。韩侂胄出兵北伐前，叶适任史部侍郎，向韩侂胄建策宜先防江。一二○六年，叶适出知建康府，又兼江淮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金兵来侵，建康震动。叶适派轻兵二百人夜袭金军营寨。道遇金兵，射敌甚众。又派兵劫敌营，俘掳敌兵而回。金军解围，退屯瓜步。叶适乘势派兵分道出击，获胜，金兵自滁州退走。史弥远当政，叶适因而被御史官弹劾为附会韩侂胄用兵，被罢官夺职。叶适早年在朝中政治派别的斗争中，附会过赵汝愚、朱熹一派，但他的哲学思想却与朱熹存在着分歧。叶适被罢官后，家居十余年，综论古今学术与程朱道学立异，在哲学上作出了贡献。①韩侂胄被害后，主战的官员相继遭到贬谪。只有主和的丘崈升任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未就任，病死。但是，反投降的社会力量仍在继续战斗。拥护韩侂胄抗战的一个普通军官罗日愿，联络宫内外下级军官、临安府学生以及一些民众，秘密策划杀史弥远。一二○九年五月，史弥远治母丧后回临安。罗日愿等准备在朝官到浙江亭迎接时，藏一千人在船中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史弥远和投降派官员，然后拥兵入宫内，奏报宁宗下诏。但当部署确定后，出了叛徒告密。史弥远逮捕罗日愿，以残酷的磔刑把他处死。参与谋划的人员，也都被斩首。罗日愿事败牺牲，但他的行动，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反投降的正义要求。诗人陆游这时创作的诗篇，也反映了这种要求。陆游在路边与老农共谈国事，归来赋诗说：“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私忧骄虏（指金朝）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寸禄不沾能及此，细听只益厚吾颜。”朝廷上投降派当政，人民群众中谈论的，却是抗敌的“忠言”。“厚吾颜”也正是对史弥远的辛辣嘲讽。嘉定二年（一二○九年）十二月，八十六岁的陆游病死，临死前还奋笔写下一首传诵的名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写在陆游死前一刻，写在史弥远残酷打击抗战派的年月，其意义远不只是诗人爱国情感的抒发，而且是反映了抗战派和人民群众“北定中原”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对史弥远屈膝投降的强烈抗议。二、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在此期间，金朝的景况有了重大的变化。一二○六年，即韩侂胄发动北伐的一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边（斡音握w^）建立了蒙古族的汗国。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自克鲁伦河发兵，南侵金朝。蒙古骑兵越过阴山，攻下乌沙堡，突破了金朝西京路的防线。金西京路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逃跑。蒙古兵在会河堡全歼金守军。十月间，入居庸关，直达金朝的国都中都城外。金兵死守中都，蒙古军掳掠而回。一二一二年，成吉思汗又进攻金西京（大同）。金兵拒守，不能攻下。一二一三年，蒙古军再次进兵，攻下宣德州、德兴府和涿、易两州。兵分三路，攻掠山东、河北州郡。金中都陷于北、西、南三面围攻之中。八月间，金朝内部发生了政变。败将纥石烈执中杀金帝卫王允济，另立完颜珣（音荀x*n）作皇帝（宣宗）。金元帅术虎高琪杀纥石烈执中。金宣宗向蒙古求降，贡献大批金宝、马匹，并把允济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一二一四年三月，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兵，在各地掳掠后退军。和当年金朝南侵时，宋朝内部的情形相似。这时的金朝统治集团内，也出现了抗战与逃走两种主张，两个派别。金宣宗成为逃走派的头目。五月间，当蒙古军退后，金宣宗率领宗室百官，运载珠玉财宝，逃离中都，迁都到南京（开封）。成吉思汗得知金朝南逃，再次派兵南下。次年，中都和辽东、河北、山东八百六十余城，全被蒙古军攻占。辛弃疾“金国必乱必亡”的估计，完全证实了。面对着这样的新形势，宋朝统治集团内又展开了抗金兵，还是“守和议”的争论。金朝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联宋抗蒙。一是南侵软弱的宋朝，在南方扩地立国。一二一七年，金宣宗发兵渡淮，分道南侵。乌古论庆寿侵樊城，围枣阳。完颜阿邻入大散关，进攻西和州、阶州、成州。宋宁宗下诏给京湖、江淮、四川等处制置使“便宜行事”。辛弃疾提拔的将领、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早在边地设防戒备。金兵南侵。赵方对儿子赵范、赵葵说：“朝廷和战之说未定。我已决策，只有提兵临边，决战报国。”赵方一面向朝廷上疏主战，一面亲到襄阳部署抗敌，派孟宗政、扈再兴领兵增援枣阳，又在光化军、信阳、均州等地加派守兵，相互联络。枣阳守将赵观在城外战败金兵，孟宗政等到来，两方夹攻，金兵败退，枣阳围解。京湖将王辛、刘世兴等部在光山、随州获胜，金兵败走。赵方抗敌得胜，上书朝廷，列举五条理由，反和主战，请宁宗下诏伐金。一二一七年五月，宁宗下诏说：“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申于信誓，实重启于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勋，则亦有不次之赏。”意思是：朝廷守和议，不大举发兵，各地将领可抗敌立功。宁宗命将诏书传布，招谕金朝统治下的官吏军民。史弥远老奸巨猾，不置可否，坐观成败。抗金诏下，前线将士受到鼓舞。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展开了。但是，抗战派和妥协派的将官分布各地，或战或走，呈现出复杂的情景。四川、京湖、江淮三路的战况，也各有不同。金军自枣阳败退后，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十二月，又以万人侵犯四川，破天水军。宋守臣黄炎孙逃跑。金兵攻下白环堡。统制刘雄放弃大散关逃跑。一二一八年二月，金兵焚烧大散关，攻破皂郊堡。三月，宋利州统制王逸率领官军及抗金民兵十万人收复皂郊堡，斩金统军将领完颜珣，进攻秦州。这时，沔阳都统制刘昌祖竟然下令王逸退兵，解散抗金民兵。宋军因而败溃。四月，金兵再攻皂郊堡，进攻西和州。刘昌祖焚城逃跑。西和、成、阶等州守臣也都弃城逃走。金兵入诸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需无数。又攻大散关，守将王立逃走。兴元都统吴政奋起抗敌，击败金兵。吴政至大散关，斩王立，奏报朝廷。刘昌祖被夺官流放。一二一九年春，金兵再侵西和州，守将赵彦呐歼灭敌军。吴政在黄牛堡与金兵作战中战死。金兵攻破大安军，宋四川制置使董居谊竟然弃职逃走。沔州都统张威起而迎战，在大安军邀击金兵，获得大胜利。金军败退。一二二○年，宋朝派安丙再任四川宣抚使（一二一四年由四川入朝，同知枢密院事）。安丙写信给西夏，约定联合夹攻金兵。九月，西夏出兵二十万围巩州。安丙命张威、王仕信等分道出兵配合。夏兵攻巩州不下，退军，不再出战。宋军师出无功。安丙罢免张威，斩王仕信。京湖一路，在京湖制置使赵方等率领下，继续英勇抗敌。一二一八年，金兵再次围攻随州、枣阳。孟宗政、扈再兴合兵抗敌。三个月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孟宗政身先士卒，金兵遇战即败。随州许国援兵至白水，孟宗政出战。两军夹攻，金兵大败。一二一九年，金军完颜讹可部再次大举围攻枣阳。赵方见金兵倾巢而来，派许国、扈再兴领兵三万，分道进攻唐、邓二州，攻打金兵的后路。孟宗政在枣阳用炮攻金兵，一炮可杀金兵数人。金兵选弩子手二千用云梯攻城，不能得逞。又掘地道攻城。孟宗政用毒烟烈火猛熏地道，金兵蒙湿毡防御。金兵猛攻枣阳八十余日，不能下，兵士疲敝。许国、扈再兴还师夹攻，孟宗政领兵出城，内外合势，士气大振。宋军直攻金营，金兵全部崩溃，完颜讹可单骑逃跑。经此一战，金军丧胆，从此不敢再来侵犯枣阳和襄、汉。唐、邓民众数万人来投宋军，孟宗政选择精壮，编为抗金武装，出入唐、邓之间抗敌。赵方见金兵屡败，十月间分派许国、扈再兴、孟宗政领兵六万，分三道出击，进攻唐、邓，不能下。孟宗政又在湖阳县大败金兵。一二二○年初还军。金兵反攻樊城，被赵方击退。京湖一路，赵方、孟宗政等统领军民，奋勇抗敌。金兵三攻枣阳，不能前进一步。宋军胜利了。江淮制置使李珏（音决jué）扼守淮水。一二一九年，金兵南侵安丰军和滁、濠、光三州。李珏派池州都统制武师道等领兵援救。金兵自光州分兵犯黄州，自濠州犯和州石碛，自盱眙犯滁州、扬州。游骑数百到东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抗金民兵分道狙击金兵：陈孝忠出兵滁州，石珪、夏全、时青等去濠州，李全、李福兄弟截击金兵归路。金兵败退，李全军进至涡口杀金将数人，又追击金兵，得胜而回。一二二一年，金兵再侵光州、黄州。黄州城陷，宋守臣何大节投江殉国。金兵又陷蕲州，知州李诚之全家自杀殉难。扈再兴出兵应援，在金兵退路天长邀击。金兵大败，渡淮北去。李全派兵追击，又败金兵。自一二一七年以来的六年间，金兵多次分道南侵。由于抗战将士和抗金民兵的坚决抵抗，金军一再遭到失败，不得南下。一二二四年三月，金朝派遣使臣到宋朝“通好”，并在边地揭榜，告示军民不再南侵。金宣宗在江南扩地立国的图谋，被粉碎了。三、朝廷政变和抗金民兵的被消灭金兵被挫败后不久，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等再一次发动了政变。参预谋害韩侂胄的太子询，在一二二○年病死。次年，立宗室子贵和为太子，改名竑（音宏h$ng）。竑好古琴。史弥远献一善弹琴的美女，暗地监视太子，窥探动静。太子竑对史弥远的专权祸国，深为愤恨。平日在桌几上写史弥远罪恶，说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史弥远得琴女密告，阴谋废太子。派人在绍兴民间找到一个名叫赵与莒（音举j（）的十七岁男子，说是宗室之后，召到临安，改名贵诚，密谋废立。史弥远又召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授儒学，密告郑清之说：“将来事成，弥远的位子，就是你的位子。但这话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如果有一语泄露，我和你都要被族诛。”宁宗死，史弥远、郑清之不顾杨后的反对，强行拥立贵诚作皇帝（理宗），改名昀（音云y*n）。太子竑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史弥远的政变阴谋，朝野共见，激起人们强烈愤慨。湖州人潘壬等与李全联络，约李全克日进兵接应，拥立济王珪，反史弥远。潘壬揭榜史弥远罪恶，拥济王珪到州衙，黄袍加身，但李全兵到期不至。济王珪见事不成，派人到朝廷告变。潘壬改变姓名逃往楚州。史弥远得到湖州消息，非常恐惧，赶忙捕斩潘壬，又秘密派人到湖州逼济王珪自缢，诡称病死。一些朝臣上书说济王冤枉，都被罢官出朝。理宗、史弥远的统治确立金朝山东、河北地陷于蒙古后，中原大批抗金民兵转移到淮东，投附宋朝，在挫败金兵南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史弥远等投降派却把民众武装看作危险的敌人，等待机会把他们消灭。金兵退后，制置副使贾涉写信给史弥远说：“以前的祸患，不过是金朝。现在的祸患，又有山东忠义（指抗金民兵）和北边（指蒙古），应该赶快设法消除。”一二二○年，贾涉假称召抗金民兵领袖季先入朝，在路上杀季先。季先部兵推石珪为领袖反贾涉。贾涉命李全攻石珪，石珪投降蒙古。潘壬事败被杀后，李全也很不安。一二二五年二月，李全命部下刘庆福杀宋楚州知州许国。李全占据青州。次年，蒙古攻青州，李全也投降蒙古。李全兄李福在楚州，见李全降蒙，不能自立，杀刘庆福降宋，部下杀李福。宋朝又命抗金民兵时青等部攻李全余党。时青派人密告李全。李全请求蒙古统治者派他领兵南下，乘机灭宋。蒙古授命李全专制山东。李全穿着蒙古衣冠，军中并有蒙古官员随行。李全统率的抗金民兵变成了蒙古侵宋的别动队，性质完全不同了。李全南下，竟然首先诱杀时青，兼并了时青的部众。一二三○年初，李全占据楚州。史弥远这时见李全势大，不断馈送粮饷，说可以“少宽北顾之忧”。宋军兵士说：“朝廷唯恐贼不饱，我曹何力杀贼！”淮东安抚副使兼知扬州赵范、淮东提刑兼知滁州赵葵请讨李全，史弥远不许。十月间，李全突然发兵攻扬州。赵范、赵葵急起兵进驻扬州。李全攻占泰州作据点，全力向扬州进攻。次年正月，赵范、赵葵军获胜，李全败死。宋军乘胜进驻淮安，李全军全部败溃。宋朝统治集团中，对待民间抗金武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主张。从宗泽、岳飞到虞允文、赵方，主张联合抗金。从秦桧到刘昌祖、贾涉、史弥远，主张乘机消灭。投降派把武装的人民看作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不惜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或者直接杀害，或者挑动自相残杀，以达到最后消灭的目的。事实再一次说明：即使在民族战争的年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依然是多么尖锐而不可调和。李全在抗金战争中，抗金附宋，又降蒙侵宋，杀害抗金民兵领袖，逐渐变质为只图扩大个人势力的军阀。李全后期的行动，虽然受到南宋投降派的逼迫和影响，但毕竟是投机叛卖的行径。从李全的行动，人们不难联想到：当年杨太农民军始终坚持内抗南宋外抗金朝，是多么崇高而英勇！四、道学统治的确立理宗初即位，朝政听由史弥远把持。一二三三年，史弥远执政二十六年后病死。理宗开始亲政，郑清之作丞相。郑清之原来依附史弥远，任相后，斥逐史弥远党羽，收召一时知名之士，掌握朝政，号称“更化”。这年，蒙古军包围了金朝的都城南京（开封）。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守绪（哀宗）逃往归德，又逃到蔡州。蒙古派使臣来宋，约宋朝出兵夹攻，金亡后以河南地归宋。七月，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孟宗政子）部出襄阳，在马蹬山大败金兵。八月，进围蔡州，与蒙古兵会合。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正月，金哀宗在蔡州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一百二十年后宣告灭亡了。金朝亡后，陈、蔡西北地归蒙古，以南地归宋。两军辙退。赵范、赵葵等请乘胜收复开封、洛阳。蒙古军陷开封后，掳掠而去。金降臣崔立等在城中驻守。六月，宋军全子才部到开封，汴京都尉李伯渊等杀崔立降宋。赵葵率部来开封，派别部人洛阳。洛阳被掳掠后，已是空城。七月间，宋军进驻，无军食可供。蒙古兵至洛阳城下，宋蒙交战，胜负相当。赵葵、全子才因宋军粮饷不继，不得已自汴、洛班师，回朝请罪。赵、全等被降秩贬官。南宋联蒙灭金时，朝臣中即不断有人以北宋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历史经验，向理宗提出警告。金朝亡后，蒙古军已经开始进攻四川和襄、樊。南宋亡国之祸，就在眼前。理宗君臣却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不再作抗敌自救的部署，反而讲起“正心诚意”的道学来。史弥远执政，曾加谥朱熹为朱文公。理宗即位前，从郑清之学习程朱道学。即位后，请道学家讲授《尚书》，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一二二七年，召见朱熹子朱在，说朱熹的四书注解，“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下诏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说朱熹“凡六籍悉为之论述，于四书尤致于精详”；又说“朕自亲学问，灼见渊源。常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朱熹注解的四书，由于理宗的高度推尊，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必读课本。一二三○年，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从伏牺、尧、舜，到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共十三人，说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备加赞颂。一二三七年，又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一二四一年，理宗到太学大成殿，听讲《大学篇》，并把《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国子监的学生。下诏学宫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子。诏书又说，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进一步提高四书的地位，确立了朱熹道学的思想统治。理宗提倡道学，对王安石极力贬斥。宁宗时，有人上书请罢去王安石在孔庙中的祭祀，因枢密院官员的反对，没有实现。理宗在下诏祭祀程朱等的同时，又把王安石的牌位搬出，不再祭祀。说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万世罪人”，“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少。”王安石向神宗直接申明“三不足”的论辩，到这时已经一百七十年了。王安石死去也已一百五十多年。理宗下诏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三不足”是“邪说”，再一次从反面说明：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说，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深远的影响。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前后经过了三次较为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在西汉时期，第三次是在宋朝。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里，每当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动，为着适应当时的需要，儒家就有它的代表人物出来，变革儒学的形态，以求得儒学的继续发展。第一次的代表人物是孟轲。孔学发展为孟派儒学。第二次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孔孟儒学发展为神化了的今文经学。第三次的代表人物就是程颐、朱熹。儒学由此发展为号称继承孔孟道统的道学或理学。从西汉到南宋，孔孟儒学本来还并没有能够全面控制政治、学术。理宗树立起程朱道学的思想统治，从此，便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控制了教育、科举，并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宋朝以后，孔孟儒学的影响，主要就是程朱理学的影响。①叶适的哲学思想，见第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