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老子与庄周

《道德经》五千言，确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据《史记·老子列传》所说，《道德经》的著者是楚国苦县（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李耳。李耳的儿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前二七三年，宗被秦白起击败，魏使宗献南阳求和。《史记·魏世家、六国表》与《战国策·魏策》均有记载。宗（《魏策》作段干崇）是战国后期人，事无可疑，那末，李耳的年代也可以推知。宗儿子名注。注儿子名宫。宫玄孙名假。假在汉文帝时做官。假儿子名解，为胶西王邛（前一五四年邛死）的太傅，就在齐地住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黄老，《史记》在《老子列传》记李耳世系，在《乐毅列传》后记道家传授，体例略同《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叙述李耳乡里世系及师弟传授，如此明确，必有根据，决非虚构。据《礼记·曾子问篇》，孔子师事老聃，是老聃确有其人。战国诸子创学说，多依托古人，道家书依托尤多。《汉书·艺文志》道家：《老子邻氏经传》四篇。班固自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班固生在东汉初年，不曾怀疑《老子》非李耳所作。道家书有《伊尹》（商汤相）五十一篇，《太公》（周文王师）二百三十七篇，《辛甲》（周太史）二十九篇，《鬻子》（周文王师）二十二篇，《管子》（齐桓公相）八十六篇，《黄帝四经》四篇，《力牧》（黄帝相）二十二篇。这些书都依托古代帝王师相，李耳所作依托孔子师老聃，是不足为奇的。《黄帝四经》非黄帝作而世称为黄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称为老聃，事同一例。说《老子》上下篇一定是老聃所作，未免拘泥，说《老子》上下篇一定是关尹（《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关尹子》九篇）环渊（《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蜎子》（蜎音渊yuān）十三篇）之流所作，未免穿凿。庄子说孔子到东周，见道家思想的老聃问礼，接受老聃的教训。庄子也说杨朱见老聃。按杨朱生在墨子后，孟子前，决无见老子之理，庄子说显然不可信。《庄子》书本来十分之九是寓言，信寓言为真事，未免过于天真。《史记·老子列传》列举若干荒诞不可通的说法以后，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一句话把那些不可通的说法都否定了。司马迁最后断定说老子（李耳）是个隐君子，不是东周史官；他的儿子名宗，是魏国的将军；李耳学说的宗旨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不是教孔子笃守古礼的那个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应根据《史记·老子列传》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肯定是李耳。孟子批评当时各学派，没有提到老子，这说明李耳学说流行在孟子后。荀子开始评论老子，说他只看到屈的好处，没有看到伸的好处。韩非子作《解老》、《喻老》两篇，发扬老子学说。足见老子学说的传播在战国后半期。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状，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古与今相互间的关系与因果，他发现并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更广泛更深刻。他把这种矛盾性称为道与德。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老子》书中多用“一”代表道。“一”里面有正反两面对立着。有对立，才有变动，老子称为“反者道之动”。反面开始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转化到强大方面去，取得正面的地位。老子称为“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正反两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老子称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德是宇宙间一切具体存在着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称为得。韩非子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经》（即《老子》）说“德者得也”。从各个的德综合为一般的道，从一般的道表现为各个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没有德也就没有道。韩非子称为“道有积（积众德成道）而德有功（实在的事功），德者道之功（道不离德）”（《解老篇》）。庄子说道在万事万物的里面，郭象注《庄子》说“道不逃于物”。老子以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讲论“人君南面之术”（统治术）与一个人（统治阶级的人）如何立身处世的方法，全部学说贯穿着道德这个根本思想。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则，特别是正反两面互相转化的法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因为战国时期，贵族领主正在没落中，已没落的企图恢复失去了的特权，未没落的企图巩固将失去的地位，思想上带着消极、保守的色彩，老子学说正是这些没落领主思想的反映。老子学说的精神，不是要发展矛盾，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原状以至向后倒退。老子在政治上人事上应用他所了解的法则，大体有四类：一类是“抱（守）一”。所谓“抱一”，就是一方面“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缓和另一方面的反对，使事物常常保持原来的情状，不让矛盾发展起来。老子以为治民做事，最好象“啬”（农夫）种田，只许田上有一种禾，不许有别种草。国君能在危机未起前去危机，乱事未起前除乱事，国家可以长久。做事情始终如一（“慎终如始”），可以免于败坏。一类是“取”。其方法是“将欲歙（音系xì缩小）之（对方），必固（定要）张（扩大）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自方处于柔弱地位，使对方处于刚强地位，刚强已极，就要转化到它的对面，归于失败。这个道理叫做“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一类是“守”。既然正反两面要易位，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无丧（失），常利而无害呢？韩非子在《解老篇》里解释祸福的关系说，“人有祸害，心里恐惧，心恐惧则行为端正，行为端正则思虑周到，思虑周到则明白事理。行为端正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明白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长寿，必成功则富贵。长寿富贵叫做福，而福本于有祸，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人有福自然是富贵，富贵自然衣食美，衣食美自然骄心生，骄心生自然行为淫邪，举动违理。行为淫邪自然要短命，举动违理自然无成功。短命无成功叫做祸，而祸本生于有福，所以说，福兮祸之所伏。”这里说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转到反面，必须“知止、知足”，必须“去甚、去奢、去泰”，必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脱离反面，正面就会保持常态。例如王公大人自称孤、寡、不谷（不善），表示贵不弃贱，高不弃下，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高脱离贱、下，贵、高也就不能存在。刘向《别录》论道家“秉要执节（关键），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柔弱）”；《汉书·艺文志》班固论道家说，“秉要执本（道、德），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能谦逊退让）。”这都是说，老子善于守高贵地位，是统治阶级最有用的学说。一类是“无”。老子阐发无的妙用，是老子学说独到的见解。老子以为“有无相生”，“有生于无”，例如房屋，当门窗处无墙壁，这个无对房屋正是有用。老子把无当作最高的理想。他说，学道应天天进益，行道应天天减损，减损又减损，一直到无为。无为才能无不为。想取天下，一定要无为，如果有为，就不能取天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静休息，老子所说无为、清虚、静止，正是当时取天下的一个方法。无为政治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西汉前期便是明证。老子应用无的学说在阶级矛盾上，对统治阶级主张无为。他说，民为什么饥饿，因为统治者食税太多；民为什么难治，因为统治者喜欢有为。又说，朝廷很奢华，民间一定田荒食虚，所以“损有余（统治者）而补不足（民）”是合乎天道的政治。对被统治阶级主张愚民。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要“虚其（民）心（无知），实其腹（有饭吃），弱其志（无欲），强其骨（能劳动），常使民无知无欲”。事实上愚民是困难的，因此他想倒退到小国寡（少）民的远古时代去。那里用不着各种器械，不要舟车，不要甲兵，不要文字，结绳就行了。这一国望得见那一国，这一国听得到那一国的鸡狗声，国与国间居民自给自足，一辈子不相往来。老子想分解正在走向统一的社会为定型的和分离的无数小点，人们被拘禁在小点里，永远过着极低水平的生活，彼此孤立，没有接触的机会，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愿望和努力，老子都看作有害。这种反动思想，正是没落领主的思想，他们不敢向前看，只好回头看那辽远的后面，幻想在那些小点里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美满生活。道家学说比儒家更保守。儒家复古，只复到西周，道家却想复到“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社会向前发展，在地主阶级的儒家看来，只要加以节制，不使变动太快、离旧礼制太远，就可以了；在没落领主的道家看来，则是不可容忍的罪恶。《庄子·天地篇》载一段故事，说子贡在路上看见一个种菜老人，抱瓮入井，汲水灌园，用力多，见功少。子贡劝他使用桔槔，老人忿怒道“谁不晓得那个东西，我不能无耻到用桔槔的地步”。这当然是寓言，但正表现道家的极端的保守思想。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是反历史的，就其深刻地观察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发见了若干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却是极可珍贵的。老子生在战国时期，对辩证法已有如此程度的认识，虽然古代的辩证法必然是不完备的、自发的、朴素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老子的唯物论是把天地万物的运行生灭，看作纯循自然规律，并无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对自然只能任（顺从）和法（效法），不能违背它。他说“天地不仁（无情），以万物为刍狗”，所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草）、狗（兽）、人都是天地间自然生长的物，兽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规律，天地并不干预兽食草，人食狗，所以圣人也不干预百姓的各谋其生活，所谓“圣人无常心（成见），以百姓心为心”，与“以百姓为刍狗”，用意相同，归根还是无为，任自然的意思。后来法家引申这种思想为极端的专制主义，就是君主制订法令，臣民绝对服从，象服从自然规律一样。儒道两家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一条明流，它拥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使统治者安富尊荣；道家是一条暗流，它阐明驾驭臣民的法术，使统治者加强权力。秦汉以后历朝君主，凡善于表面用儒，里面用道，所谓杂用王霸之道的国常兴盛，不善用的国常衰亡。儒经和道经也为历朝士人所必读，成为学术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与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庄周，宋国蒙（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也就是与孟子同时，恐不可信。庄周当是宋王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八六年）时人，与李耳同时或稍后，因为庄子思想显然源出老子，《史记》已有定论。庄子所说人事极大部分是荒诞无稽的寓言（《庄子·寓言篇》所谓“寓言十九”）。所谓与惠施辩论，楚威王聘请为国相等事，都属假设，并非实有。《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是庄子自作，外篇杂篇共二十六篇，多出道家依托，不全合庄子本意。论庄子应以内篇为主。宋王偃狂妄，逐宋君剔成，自立为王。他是战国时著名暴君。攻击齐、楚、魏，与三大国为敌。挂起一个盛血的皮囊，把它射破流血，叫做射天。酗酒淫妇人，群臣劝谏，就被他射死。各国都说宋国出了桀纣，不可不诛。齐魏楚三国出兵杀王偃，灭宋国。庄子宋国人，目睹王偃作乱，正象狸子黄鼬子东跳西跃，不顾高低，一朝被捉，无地逃命。战国末叶，争城夺地，机诈无穷，辩士说客，议论纷纭，庄子都看作狸子黄鼬子跳东跳西，蚊子牛虻子飞来飞去，不算作一回事。老子主张无为，目的在于有为、无不为，主张任自然，目的在于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驭众、固位、保身。庄子以“物（人）不胜天”（《庄子·大宗师篇》）为中心思想，说无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违离的叫做天。他把无为说成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生死，无空间（“天地并”）、时间（“无古今”），一切归于无；把任自然说成弃绝人世，学做浑沌，不视不听不食不呼吸，回到无人类的世界里去。庄子所作内篇七篇，把战国社会的消极面集中表现出来，他那种极端厌世悲观的思想和纵肆无边际的辩说，似乎要引导人们走到毁灭的路上去。郭象《庄子序》说“读了他的书，自己好象经过昆仑山，入太虚境，游惚恍庭的样子了”。荀子评庄子只见天不见人，是的，庄子完全失去了人对自然斗争的自信心。庄子思想源出老子，流派却不同，所以两汉时黄老并称，不称老庄。魏晋时期以庄配老，并称老庄，与佛经同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所宗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