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几个重要的制度

第二节几个重要的制度中国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自秦朝开始，到西汉才巩固起来。要巩固国家的统一，必需在构成封建国家的地主农民两大阶级间，在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求得一定限度的妥协，否则统一是不可能的。西汉取得秦朝失败的经验，创立了几个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有利于统一，因之汉朝的统治相对地巩固了。“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是农民对统治者的态度。所谓抚，就是还能容忍的剥削；所谓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剥削。统治者注意这个限度，便有可能取得农民的妥协。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其中包括贵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贾四种人，归根只是一个地主阶级。这四种人都含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一直到统一被破坏。作为统治阶级首领的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换取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减轻对朝廷的损害。皇帝与这四种人在相互关系上，也就是在剥削农民的权利上，要规定出有效的制度来，以求得统治阶级内部的妥协，是一件困难的事，西汉朝廷到极盛时期才规定了这种制度：一分封诸王汉高帝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国官制与汉朝廷无异，朝廷只派遣太傅、丞相两个大官，其余官吏由国王自己任用。当时国王多是幼童，国内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国王都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汉景帝消灭七个叛国，改定王国制度，国王权力全部被削去。前一二七年，汉武帝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汉武帝又设刺史官，按六条考察政事，第一条考察豪强，其余五条考察郡守。六条外还有不成文的一条，就是考察国王，有罪状便奏闻。不法的国王因此受到惩罚。汉景帝以后，皇子可以封国称王，但不可能拥兵割据。这个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二朝廷铸钱战国时币制紊乱，至秦始皇时确定为黄金与铜钱两等。汉改秦制，黄金以一斤（约合今半斤）为单位（一斤也称为一金），铜钱直到汉武帝时才确定用五铢钱。在五铢钱确定以前，铜钱轻重不一，私铸钱盛行，钱法很乱。汉高帝废秦半两钱，行榆荚钱，重三铢（一两二十四铢，一铢约合今二分），令民间（豪强）自铸。自前一九三年（惠帝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汉武帝元鼎四年）间，钱法变了九次，也就是在铸钱问题上，朝廷和豪强作了九次斗争，到第九次朝廷才取得胜利。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钱牟大利。《汉书·食货志》说：汉武帝时，盗铸金（伪造黄金）、钱人，罪当死者数十万；豪强率众互相斗杀，不可计数；自首免罪的人多至百余万；不敢自首的人比自首的人还要多。这个记载说明：盗铸金钱的豪强，聚数百万人对抗朝廷，是一个破坏中央集权的巨大势力。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销废各种铜钱，专令水衡都尉在京师铸五铢钱，通行天下。此后朝廷每年用十万人采铜铸钱，至西汉末共铸二百八十万万钱。五铢钱轻重合宜，自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行用不废。朝廷铸钱权的确立，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三盐铁官营冶铁、煮盐与铸钱三大利，朝廷收归官营以前，都被豪强大姓所专擅。一家豪强，奴役贫民往往多至千余人。战国以来，著名大商贾，多营盐铁业，在地方上都是第一等大豪强。秦时有铁官，也可能有盐官。秦朝集中一切权利，山东豪富被迁徙入关，原来的盐铁业当是由铁官盐官经营。汉高帝向豪强让步，三大利都允许民间私营，最大的盐铁商积财多至万金。如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家产也各有千金。汉武帝采用各种敛钱法，却不能从盐铁商取得一些财物。前一一九年，汉武帝擢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三个大商贾做理财官，向商贾夺取盐铁业。这是一个艰难的斗争，汉武帝用刑罚并没收器物来禁止私铸铁器和煮盐，又招歇业盐铁商做盐铁官，换取盐铁商的合作。出铁的郡国设铁官，全国有铁官四十四处（一说，五十处）。产盐地方设盐官，全国有盐官三十二处（一说，三十六处）。从此盐铁官营成为定制，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汉武帝确立钱、盐、铁三业官营制度，大大削弱了豪强割据势力，虽然他们还是兼并土地，敲剥农民，向割据称雄、破坏统一的方向发展，但趋势毕竟是比较缓慢了。四赋税战国末年，七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至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有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定垦田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这些数字当然不一定准确，但二百余年来，户口垦田数在上升则是事实。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需要和平，需要赋税轻徭役少。西汉除了汉武帝时用兵，农民流亡户口大耗损，其余年月，一般是比较和平的，行施三十税一制，田租是轻的，因此农民乐于开辟荒地，拥有一些自己的田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赋钱与徭役是重的，因此农民创造出来的财富，通过合法和非法的形式流注到统治阶级方面去。农民在扩大全国垦田的面积，同时又在失去自己的一份田宅，甚至失去自己的身体和妻子。这个农民方面失去、统治阶级方面获得的过程是由缓到快、由少到多、由不显著到显著的。失与得的关键，在于被当作调节器的朝廷，能不能起着调节的作用。西汉后期，朝廷失去了这种作用。朝廷规定的赋钱和徭役，主要有下列几种：口赋——民年七岁到十四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赋钱二十。汉武帝改为三岁起出口赋，二十钱改为二十三钱。汉元帝时改三岁起为七岁起。算赋——民年十五岁以上，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算赋一百二十钱，叫做一算。商贾与奴婢，每人算赋加倍。更赋——更是力役的一种。男子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都得服役。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个月，称为更卒或卒更。每人按一定次序轮流到京师服役一年，称为正卒。雇贫民代本人服役，每月出钱二千，称为践更。每人每年戍边三日，称为徭戍，不能去的人出钱三百，称为过更。照晁错（晁音潮cháo）说，农夫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两人服役。照董仲舒说，农民每年平均要服役三个月。这是何等严重的负担。户赋——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献费——每人每年给皇帝六十三钱，称为献费。农民要缴纳赋钱，必需出卖自己的生产物，首先就受到商贾的剥削。汉文帝时晁错说：农夫遇到水旱灾荒或急征暴敛，只好把家里的东西半价卖出去（值一千卖五百），没有东西，只好借加倍利息的债（借一千还二千），最后只好出卖田宅妻子来还债。晁错以为这就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破产流亡的缘故。晁错建议：令富人（无市籍的地主）输粟入官，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他说，这样一来，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出路。汉文帝听从晁错的话，定卖爵、除（免）罪等法令。富人剥削农民的粟米器物，不象商贾能在市上卖出去，朝廷用爵位和免罪权利来收买粟米，出路就宽广了，从此富人凭借政治势力，可以放手掠夺。商贾钱多，富人势力大，原来在剥削上处劣势的富人，现在和商贾有了同等的机会。晁错替富人分商贾兼并的利益，形式上却是替农民叫苦。农民不论从商贾或从富人得到钱，最后总得送给官府。地主有钱，缴纳租赋本不嫌重，朝廷还要给他们多种免赋免役的特权。自汉惠帝时起，优待地主的法令，略举如下：优待官吏——六百石（中级官）以上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只有军赋（更赋）不免。优待皇帝同姓——凡诸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西汉末，诸刘凡十余万人。优待有爵人——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终身免役。买五大夫爵，价值粟四千石。优待武功爵——汉武帝卖武功爵，规定用金钱，不得用粟。第七级武功爵千夫相当于五大夫，本人终身免役。优待下级官吏——凡下级官吏，本人终身免役。优待士人——凡士人入太学读书，本人终身免役。朝廷要得到统治阶级中人的支持，必须让他们分享剥削的权利，同时又要防止兼并的过度迅速。朝廷堵住了铸钱、冶铁、煮盐三条兼并的捷径，兼并者只好走比较缓慢的一条长路。因为在这条路上农民进行抵抗，即使穷困到“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还为着保存一小块耕地而坚持斗争。皇帝制定法令，帮助地主商贾向农民进攻，有时也限制或打击他们，给农民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这样做，可以延缓分裂局面的到来，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维持。五尊儒立官学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其次是阴阳五行之学，儒学博士不为朝廷所重视。著名儒生如贾谊杂阴阳五行学，晁错杂刑名学，讲纯儒学的大儒只能做博士官。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好读老子书，《诗》博士辕固当面斥老子书是奴仆书，窦太后发怒说，那里来的罪徒书！儒家骂道家是奴仆，道家骂儒家是罪徒，儒道两大学派冲突，对政治统一是有害的。汉武帝完成了学术统一的巨大任务，把道、名、法、阴阳五行各家统一在儒家里面。汉武帝采用策问（考试）的方法，凡对策公开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不取，独取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都给好官做。董仲舒、公孙弘讲《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公孙弘后来做丞相封侯。从此诸子百家被黜，儒学独尊，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成为最通显的儒学。西汉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条：一条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财产十万钱以上，汉景帝改为四万），自备车马服装生活费，可以到京师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一条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财产。一条是大官府指名征召。汉武帝采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京师立学校，又令郡县推举孝廉、茂才，供朝廷选用。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士人都变成儒生了。京师的学校（太学），五经博士当教官，有正式学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全国各郡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样，名额不定。两种学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两等的给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职务是用经义装饰政事。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政治思想统一了。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额为一百人。汉宣帝增为二百人。汉元帝增为一千人。又在郡国设五经卒史，地方上开始也有学校（汉景帝时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学校）。汉成帝时太学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自从汉武帝立官学，两汉学术上只有儒家派别间的争辩，不再有儒与非儒不同学派的斗争。这是封建国家统一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但也有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贵族、官僚、地主、商贾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破坏者。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确立后，贵族不能称兵割据了。铸钱、冶铁、煮盐三大利收归官营后，豪强兼并的速度延缓了。赋税制度重赋役，给地主商贾以兼并的便利，轻田租，也让农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官学制度规定中庸主义的儒学作为官吏的思想标准，同时以儒学为基础，吸收其他有利于统治者的各种学说，使儒学经常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西汉创立了这些重要的制度，不仅为两汉所遵守，西汉以后整个封建时代的各皇朝，也只能修改补充，不能废除另创。扩展疆域的汉武帝在创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现了他的雄材大略，只有他才能压服豪强，收回三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