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发展

（四）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发展宋朝的统一和经济关系中的某些变革，曾经多少便利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都达到超越前代的新水平，一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官僚、地主无限止地扩大土地占有，利用各种手段加紧对农民的压榨。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也还经营商业，谋取暴利。官员、地主、商人中逐渐滋生出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不再是前代的门阀贵族，而是宋朝建国后，在经济发展的新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新的豪族。新出现的大地主、大商人日益形成为强大的社会势力，垄断着若干经济部门，障碍着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一、大地主土地占有的扩大一○一三年，真宗下诏，禁止朝内外臣僚购买官田，但购买民田，不在禁例。一○二二年，有人向真宗奏报说：“宋朝建国六十年来，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如不加制止，全国的田地将要有一半被他们占据。”又有人说：“开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们的田产”。仁宗时，官员占田继续扩大。宰相晏殊，不管国事，只管营置田产，见蔡河两岸土地有利可图，即托借名目占为己有。一个“比部员外郎”的朝官，在真定占田，多达七百多顷。官员们相互规劝，说在居官时买些好庄田，供退官后享用，最是“良图”（好主意）。仁宗曾下诏限田，公卿以下官员占田不得过三十顷。但实际上无法实行，不久又废。这里透露出官员占田三十顷以上，已是普遍的现象，也透露出占田的趋势无法抑止。陈舜俞在《厚生策》中说：“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宋史·食货志》也说：“承平寖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这些记载反映出，官员地主无限占田，已成为当时的严重问题。伴随着地主占田的扩大，各地方都出现了一些占有大量田地的大地主，即所谓大姓豪族。真宗时，长安的大地主，有十多家，构成一大势力。他们的首领是号称“隐士”的种放（种音崇ch$ng）。种放在终南山周围霸占樵采地二百多里。门人、亲族也都仗势无赖，侵渔百姓。青州临淄有豪族麻氏，广置田庄，压榨农民，成为巨富，甚至私蓄兵器，建立地主武装。仁宗时，衡州大姓尹氏，占田多至千顷，成为一方之霸。大地主无限占田的另一面，必然是广大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破产。地主吞并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大致有如下的一些手段：平产——地主放高利贷，农民到期不能偿还，即被平入田产。真宗时，知永兴军寇准说他所见到的情形是：“所部豪民（大地主），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典田——自耕农、半自耕农把田产典给地主。年久不能赎还，即归地主所有。地主借口文契“难辨真伪”，官府认为“理不可定”，也可归地主占有，不准收赎。买田——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把土地卖给地主，这是较常见的形式。吕大钧《民议》说：听说主户田少者，往往把田地都卖给有力之家（大地主）。地主由此得到田地之利，又可役使农民的劳力。这样下去，主户越来越少，客户越来越多。吕大钧的这个议论，多少反映了自耕农、半自耕农卖掉土地、沦为佃客的实际状况。强占——有权势的大地主，还往往使用强制的手段，强买民田，甚至强占民田，据为己有。如仁宗时上元县地主王某，强占民田经营庄院，还要抢掠农民的子女，号称“王豹子”。占田千顷的衡州大姓尹氏，甚至使用伪造卖地契的手段，强夺庄田。像这样强占民田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小块田地，随时都处在被霸占的威胁之中。在真宗、仁宗统治时期，还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职田的恢复——五代宋初，官员的职田制早已罢废。真宗采纳宰相张齐贤的建议，又在九九九年恢复职田制度。朝廷把官庄和远年逃亡无主田配给各地官府作职田，免收赋税。官府招佃客租种课租，收归官员。两京大藩府职田多到四十顷，州刺史职田也有十五到二十顷。宋朝官员不断增加，往往无田可配。仁宗时，又削减为大藩最多二十顷，州军长官十顷。据《宋会要稿·食货》记载，全国十八路，共有职田二百三十四万多亩。职田制的恢复，显然是一个倒退。寺院田产——真宗时提倡佛、道，全国佛寺有二万五千多所，仁宗时，多到三万九千多所。一○○九年，真宗令各地兴建道观，各道观由朝廷赐田十顷、五顷不等。各地佛寺、道观还竞相买田置产。真宗时，凤翔府扶风县重真寺购置田庄，刻有碑记。仁宗时皇太后赐杭州武林山灵隐寺钱买田，一次即买水田二千顷，林田五顷。寺院占田，减免粮税。大僧侣出租田地剥削佃客，“坐华屋，享美食”，是一伙披着袈裟的大地主。随着佛、道两教的流行，寺院和道观占有大量的田地。对佃农的压榨苏洵《嘉祐集》论“田制”说，大地主召募浮客耕种，“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苏轼也说地主和佃户“中分其利”，即剥削收获的五成作地租。这大概是反映了一般的剥削率。大地主在扩大土地占有的同时，也在不断加重对佃农的地租剥削。据张方平所说，天下的佃客“输大半之率”，即地租在五成以上。有人估计，千夫之乡有九百人耕地主的田，租地主的“犁牛稼器”，把佃农的收获分成五份计算：交田租二份（四成），牛、农具各一份（各二成），佃农只剩下了一份即二成作粮食。剥削率竟达到百分之八十。佃农遭到种种剥削，交租之后，所余无几了。一○二二年，宋朝统计全国的客户，共有三百七十五万多户，五百九十四万多口，约占全国户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一些佃农和半自耕农被编入主户的下户，实际人数当然要超过统计数。佃农成为国家的“编户”，算是取得了平民的地位。但佃客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甚至一经租种地主的田地，就不能自行离开。一○二五年（天圣三年）仁宗的诏书说：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例：“私下分（分成租）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但地主多“不放起移”。诏书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这个诏书取消了由地主给佃客发凭证的办法，但佃客起移必须在收割完毕之日，即向地主交了租，还了债，还要和地主“商量”，经地主同意，才能“各取稳便”。事实上，地主和农民都“稳便”的事是没有的。最后还是不准私自“起移”。在此以前，关于佃客的起移，只有通行的所谓“旧例”。这个诏书颁发后，对佃客起移的限制，便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一○五二年（皇祐四年），宋朝又对川峡一些地区佃客的迁徙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敕书说：施、黔州诸县的旁下客户，逃移入外界，“委县司画时差人，计会所属州县追回”。佃客逃到外县，要被官府捉回，迁移的自由完全没有了。苏洵曾说：地主对浮客“鞭笞（音吃ch！）驱役，视以奴仆”。苏轼说是“役属佃户，有同仆隶”。这种佃户实际上还是处在农奴般的境地。农民“依人庄宅为浮客”，遭受着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的沉重盘剥，即使逃亡，也是无处可逃，无家可归。王禹偁《感流亡》诗，描绘一户三代逃亡农民的境况：“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皤音婆p$），呱呱（音姑g&）三儿泣，■■（音穷qi$ng）一夫鳏（音关gu1n）。……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欧阳修）》诗，记述逃亡的农民在路上挖凫茨（野荸荠。凫茨音伏慈f*cí）充饥。凫茨挖光，只好吃有毒的卷耳（药草）。结果是“十有八九死，当路横其尸。犬彘（音至zh@）咋其骨，鸟鸢（音渊yu1n）啄其皮”。诗人问道：“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终年辛勤劳动，发展了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众，被逼到路边饿死，死了的尸体还被鸟兽吃掉。这是为什么？根源就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吃人的剥削制度。赋税的转嫁和隐漏宋朝用尽前代的一切“刻剥之法”，榨取赋税。大地主在扩大土地占有的同时，又用各种手段把田税转嫁到自耕农、佃农身上。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大地主的田税转嫁到他们身上，有以下一些情形：（一）地主与官员匀结，逃避应纳的赋税。各县税收有定额，便强加给自耕农、半自耕农。所谓“黠姓大家”（黠音侠xi2）占有上百亩良田，交税的不过一、二亩，或者是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贫下户农民只有几亩薄田，却要交几倍的赋税。形成田多者税少，田少者税多的畸形状况。而且，地主凭借权势，可以拒不交租。贫下户农民则被威逼勒索，逃避不得。“租赋不均”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二）夏税按田亩等第税钱，官员、地主上下其手。地主的“善田”税轻，贫下户农民的“恶田”反而税重。（三）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田地被地主兼并了去，仍然要按原来的地产簿交纳二税。据一个官员说：农民失去土地后，向官府申诉，请求退割（税籍），官吏受地主贿赂，不给办理。农民交不出二税，官吏催捕，私自抓进监狱。无数的农民被这样逼死。佃农租种地主占有的土地，以收获的大半以至七成、八成交地租。一般说来，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田税，本来就是取自剥削农民的地租。但在北宋，地主还有各种办法把田税直接地转嫁给佃农。一种办法是先从佃农的收获中，把田税扣除，然后再分成收地租。地主向佃农收税后再向官府交税。另一种办法，是川峡一带的大地主，把佃客看作奴隶，“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由佃农负担赋税劳役，成为当地合法的通例，以至官府直接向佃农收税。无论是前一种办法，或是后一种办法，地主都把田税全部转嫁给了佃农。在赋税制度上，地主阶级内部也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地主用隐瞒田产、改动簿书、虚报田荒、以至“诡名挟佃”（把田产诡名寄在官户名下，伪称承佃）等办法逃避赋役。北宋王朝则不断地用各种办法来检括。这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和地主之间，主要是和大地主之间，关于剥削农民的权利分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分取赃物的争夺。这种争夺，仁宗时也发展到颇为激烈的地步。《续资冶通鉴长编》纪录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宋朝的租赋田数，只有二百一十五万多顷，比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减少了约十分之六。仁宗时，农业在继续发展，垦田还在增加，租赋田反而比真宗时大量减少，显然是大地主用各种手段逃避赋税的缘故。大地主大量占据田地，又大量逃避田税，成为宋王朝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二、大商人在大地主势力形成的同时，宋朝社会中也出现了一批经商致富的大商人，成为又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首都东京是“富商大贾所聚”。真宗时，宰相王旦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仁宗时，潭州湘潭县富商李迁，经商谋利，每年收入几千万。越州萧山富商郑旻（音民mín），经营丝绸贸易，规模巨大。有一次，官吏查阅他的账目，漏税的纱就有几万匹。自宰相到地方官也都经营商业谋大利。管理财政税收的官员，更可利用职权经商。如真宗时，江浙发运使李溥用官船贩运木材营利。仁宗时，殿中侍御史王沿也用官船贩卖私盐。虢州知州滕宗谅用兵士一百八十余人、驴车四十余辆贩茶，不交税。经商的官员和大商人相勾结。大商人也依靠朝廷官员保护他们的利益。湘潭巨商李迁就公然自称，他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有执政的官员在庇护（“为政者以庇我”）。大商人有官员的庇护，得以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并且日益冲击着宋王朝的专卖事业。垄断商行城市的民户按资产定户等为十等。六等以下是中下户。资产雄厚的大商人是一、二等户。同业的店铺通过行的组织，维护本行的利益。但商行往往被少数大商人，即所谓“兼并之家”所垄断、操纵。如开封茶行，自来有十余户兼并之家。客商运茶到京都要先向他们送礼、请客，请求他们规定价格。客商卖茶给这十余户，不敢取利，只求定得高价，用加倍的利润卖茶给“下户”商人。茶行如此，别的行户大致也是如此。有权势的豪商开设邸店，供客商停住和存放货物，并通过邸店操纵市场。大商人还向客商“赊卖”商行货物，定期加利息付钱。中下户商人难于摆脱大商人的控制和压迫。左右赋税宋朝征收实物税，又以“折变”为名，任意改变品种。大商人和官员串通一气，从中渔利。仁宗时，蔡州五县本来种粟麦，官府折变为交糯米、粳稻，“舍其所有，责其所无”。农民卖掉粟麦，再向商人买回糯米、粳稻交税，增加了一倍的负担。折变严重的地区，农民交税，一合粟变成一锅，一缕布变成了一尺。大商人和官府勾结，借折变谋利贪污，纳税的农民遭受沉重的压榨，宋朝的税收也日益受到影响。冲击专卖富商大贾势力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宋朝对盐、茶、矾等的专卖利益。真宗以后，代表大商人和大地主利益的官员陆续上疏，建议宋朝放宽对盐、茶等的专卖，听任商人自行贸易。一○一七年（真宗天禧元年），宋朝放宽盐的专卖，召募商人运铜钱、粮食、布帛到开封，然后到淮南、江浙等地取盐贩卖。一○三○年（仁宗天圣八年），有人说，解池盐太宗时法令严峻，民间不敢私自煮盐，所以官盐大量销售。真宗时，只知放宽刑罚，减少聚敛，私盐日益增加，官盐日益亏损。从一○三○年起，解盐实行通商，当年朝廷收入比去年增加十五万贯，但第二年就减少九万贯，以后每年损耗二百三十多万贯。这些官府损耗的部分完全落入大商人的手里。一○○五年（景德二年），真宗命盐铁副使林特等人召集茶商，研究卖茶新法，决定改变茶的专卖政策。林特的“新法”规定，商人在京师或沿边入纳金银粟帛，即可到江淮领茶出卖。大商人预先探知某处茶最精好，就派僮仆（僮音童t$ng）日夜奔走，带券到官府领茶；小商贩总落在后边。东南茶利三百六十多万贯，全部归于富商大贾。一○二三年（仁宗天圣元年），参知政事吕夷简、枢密副使张士逊等讨论茶法。吕夷简等主张让商贾直接向园户买茶，在官场纳税。此法实行三年，茶利全归大商，官场只能得到黄晚粗恶的茶。一○五九年（嘉祐四年），宋朝完全废止禁榷，改行通商法。官府收入更为减少。仁宗天圣时，召募商人主管出卖晋、慈二州矾，不久又允许商人于无为军矾场购矾销售，但仍禁止私矾。一○二八年，仁宗下诏放松两蜀榷矾之禁，又允许商人入纳金帛、刍粟，购买河东路矾。刍粟估价高，矾估价低，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入纳，官府只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一○六一年，又改为纳现钱，不再纳刍粟。宋朝通过专卖，获得大量剥削收入，但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对商人不利。商人贩卖盐茶获利，宋朝的专卖收入却因而减少。太宗时，酒曲专卖，每年收利约三百二十几万贯，仁宗庆历时增加到一千七百多万贯。但盐利由于改行通商法，只增加到七百一十五万贯（太宗时，约二百三十几万贯）。茶停止专卖后，茶利都被大商人夺去。太宗时一年茶利可有二百八十几万贯，英宗时减少到不到五十万贯。大商人势力不断发展，宋朝专卖利益不断地受到冲击。新产生的大地主、大商人逐渐形成社会经济中的强大势力，从各方面影响着宋朝的统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地主大商人势力对宋王朝统治的影响越来越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显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