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璮之乱的平定与元朝的建号、建都

（二）李璮之乱的平定与元朝的建号、建都一、李璮之乱的平定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相持不下的同时，一二六二年二月，山东爆发了军阀李璮的武装叛乱。李璮是叛降蒙古的南宋民兵首领李全之子。一二三一年李全侵宋败死，李璮承袭父职，辖地称益都行省，成为专制一方的军阀。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李璮借口防御南宋，拒不出兵。一二六二年二月，李璮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作战的时机，起兵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还军益都，占据济南。忽必烈急召诸路蒙汉军去济南作战，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三月，史枢、韩世安、阿朮等败李璮于高苑老僧口，李璮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又命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史天泽与哈必赤定议，筑环城围济南，进行长期围困。李璮被围四月，城中粮尽。李璮投大明湖，不死，被俘。史天泽斩李璮于军前。李璮之乱，只局限于益都、济南一隅，而且起兵五月即败死。但是，李璮之乱的爆发却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和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削兵权——金朝未年，各地地主武装，据地自保，形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军阀。蒙古侵金，他们投降了蒙古，继续各据一方，世袭兵权，有如藩镇。真定史氏（天泽）、满城张氏（柔）、东乎严氏（实）、济南张氏（宏），是其中最强大的几家。忽必烈依靠他们的支持取得汗位，也依靠他们的兵力迅速镇压了李璮，但李璮之乱也暴露出汉人军阀势力的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李璮败后，一些儒臣上书，说乱事之起，是由于诸侯权太重。姚枢奏请“罢世侯，置牧守”，即解除军阀世袭的兵权，在地方上实行兵民分治。史天泽上奏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史氏子侄即日解除兵权的有十七人。满城张柔已在一二六一年请致仕，命第八子弘略袭职为顺天路管民总管、行军万户。李璮败后，张弘略解除兵职，宿卫京师。第九子张弘范也罢免军职。东平严实早在一二四○年病死，子忠济袭职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统领重兵。弟忠嗣、忠范都为万户。一二六一年，严忠济即因威权太盛而被借故罢黜，由严忠范代领。李璮乱后，严忠嗣罢官家居。严忠范也召入京师，任兵刑部尚书。济南万户张宏也解除军职，迁真定路总管。忽必烈又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分益都军民为二，董文炳领军，撒吉思领民。以后这一制度在各地推广，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各地的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杀王文统——忽必烈初建国，沿袭金朝中书省的制度，任命王文统等为中书省官。一二六一年，忽必烈以史天泽为中书省右丞相。耶律楚材子耶律铸原在和林，阿里不哥称汗，耶律铸来附忽必烈，被任为中书左丞相。忽必烈又命蒙古人不花为中书右丞相，忽鲁不花为中书左丞相，王文统、塔察儿、廉希宪、赛典赤为平章政事。王文统建立规模法度，任事甚多。国家财政赋税、差发、盐铁诸事也多由王文统裁处。忽必烈周围的汉人文臣，来自不同的仕途。一部分原是军阀藩府的幕僚，一部分是业儒的文人。他们同是代表汉人地主的利益，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歧异。王文统执政，与张文谦不合。张文谦以左丞出朝，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窦默、王鹗等在忽必烈面前公然指责王文统“学术不正，不宜在相位”。姚枢也对忽必烈说，王文统“学术不纯”，“他日必反”。王文统则向忽必烈建策，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使姚枢等不能参与朝政。姚枢等以太子未立，辞不受命。王文统原在李璮的幕府，又以女儿嫁李璮。李璮乱起，人们揭露王文统曾派儿子王荛与李璮通消息。忽必烈查出王文统与李璮的通信，内有“期甲子”的话。王文统辨解说：到甲子，还有好几年。我说这话，是要推迟他的反期。忽必烈召窦默、姚枢、王鹗、僧子聪及张柔等至，拿出王文统的书信，说：“你们说文统应当得什么罪！”诸臣都说“当死！”一二六二年二月，忽必烈杀王文统及其子王荛。十二月，忽必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中书令）。忽必烈杀王文统，从此对汉人幕僚增加了疑虑，逐渐疏远。任用“色目”——随着蒙古向西方的侵掠，西域和中亚一带的各族人陆续随军东来，也有些人径来汉地经商。他们原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来到汉地后，统被称为“色目人”，即“诸色名目”人。从窝阔台任用耶律楚材和奥都刺合蛮以来，蒙古统治集团中就已存在着倚用汉人（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人），还是倚用色目人的争论。中统初，忽必烈大力倚靠汉人武将文臣以建立起他的统治，色目人处在次要的地位。李璮、王文统败亡后，色目人群起向忽必烈进谗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指汉人官员）敢为反逆”。色目官员多以经商理财擅长。他们是来自中亚的个别分子，可以帮助元朝统治者搜括财富，又不致象汉人军阀那样形成武装叛乱集团。李璮乱后，忽必烈在不得不继续任用汉人的同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便互相牵制。中亚费纳客忒人阿合马，原来随侍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弘吉刺氏按陈那颜，因而得出入帝后官帐，受到信任。一二六二年，忽必烈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一二六四年，左右部并入中书，超授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一批色目人也由此被任用来管理财赋。忽必烈兼用汉人、色目，引起统治集团中蒙汉色目之间的重重矛盾，由此出现长期的纷争。二、元朝的建号与建都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确立了他在蒙古贵族中的统治地位。但是，这时西北诸兀鲁思实际上各自分立，大汗的统治地位和诸兀鲁思与大汗的关系已不同于成吉思汗、窝阔台时代；和林也不再是政治的中心。忽必烈以汉地为根基，依靠汉人地主的支持夺得汗位，因之不能不以汉地为中心，建立起元朝的统治。建国号自从一二○六年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以族名为国名，称大蒙古国，而没有象北魏和辽、夏、金那样建立国号。忽必烈称汗后，建年号“中统”，但也没有另立国名。一二七一年十一月，在建国十多年之后，他的统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时，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下诏说：“顷者耆宿（指子聪等）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忽必烈依据汉族的古代文献《易经》，改建国号为“大元”，这就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不只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建都城窝阔台建和林，作为蒙占国家的统治中心。忽必烈建开平，成为称汗建国的基地。但忽必烈已将中原地区作为他的立国基础，开平显然不适于作为国家的都城。一二六三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一二六四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元大者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僧子聪是忽必烈在和林最早信用的汉人幕僚。一二六四年，王鹗上奏，说子聪“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应当让他还俗作官。忽必烈诏令僧子聪复姓刘氏，赐名秉忠，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一二六六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中都营筑都城宫室。同年，又命已经致仕的张柔与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提督宫城的修筑工程。刘秉忠等选择金中都城东北，太液池琼华岛的周围，作为新都的城址，筹画修筑周回六十里的新城。元大都和义门遗迹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后，一二七二年二月，采刘秉忠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一二七三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北京市）。大部代替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至此以后，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元大部的修建，影响是深远的。造文字忽必烈在汉地建国建都，但他并不象辽太祖阿保机那样“能汉语”，更不象北魏孝文帝或金世宗、章宗那样通晓汉文化。蒙古贵族中通晓汉语文的人，也为数极少。忽必烈建国后，仍然十分注意保持和发展蒙古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一二六○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吐蕃萨迦的八思巴为“国师”，命八思巴率领一些吐蕃语文学者重新创制蒙古文字。成吉思汗建国时，曾由塔塔统阿依据畏兀字母拼写蒙古语言，制成蒙占文字行用。一三一四年彰德善善应储祥官蒙、汉文圣旨碑（拓本）这种文字已通用了近六十年。忽必烈命八思巴新制蒙古字，则是适应元朝多民族国家建立后的需要，要求拼写蒙古语的新字，同时还能译写其他民族的语言，主要是汉族的语言。新字制成后，一二六九年（至元六年）二月，由忽必烈正式颁行。原称蒙古新字，后改称蒙古国字（通称八思巴字），成为国家法定的官方文字。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凡是皇帝的诏旨和一切国家颁发的文告、法令、印章、牌符、钞币等一律使用国字。蒙古国字还用来翻译汉文的经、史等文献，供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加强了蒙、汉、藏等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交流。蒙古字体《百家姓》书影三、灭宋和江南的统一早在窝阔台灭金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就已展开了对南宋的侵掠。但由于江南人民的坚决抵抗，直到一二七一年元朝建号时，南宋王朝依然偏安在江南。不过，这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日益衰朽，兵疲财溃，势在必亡了。一二七四年，元朝出动大兵南下，一二七六年便攻下临安，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南宋王朝。广大江南地区完全统一于元朝的统治之下。占领襄樊——一二六一年宋潼川安抚使、知沪州军州事刘整以沪州十五郡叛宋来降，忽必烈以刘整为都元帅。一二六二年，兀良合台子阿朮受命为征南都元帅，统领南征蒙、汉诸军。但这时，忽必烈集中主要兵力与阿里不哥争位，李璮乱后，又相继削减汉将兵权。阿朮只是在一二六四年侵掠两淮地界，而没有大举作战。一二六七年，刘整进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算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为什么置一隅不间，自弃正统？”他建言攻宋先攻襄阳，撤除南宋屏障。一二六八年忽必烈命阿朮与刘整督率诸军进兵襄阳。一二六九年，蒙古军先攻汉水北岸的樊城。刘整与阿朮计议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但水战不如宋朝。造战舰，练水军，才能成事。”蒙军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军七万。一二七一年五月，忽必烈增调东路兵围困襄阳。六月，宋帅范文虎率军十万援襄樊，阿朮率诸军迎击，大败宋军。一二七三年初，阿朮、刘整军用回回炮攻破樊城。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出降。四月吕文焕入朝，忽必烈封他为襄汉大都督。元军得襄阳，南宋的防御体系被突破了。攻下临安——阿朮及副帅阿里海牙等得胜回朝，即向忽必烈建策，乘胜灭宋。忽必烈召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商议，都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正是时机”。忽必烈任命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为统帅，大举出兵。伯颜，蒙古八邻部人。曾祖和祖父都是成吉思汗时的功臣。父晓古台从旭烈兀西征，生伯颜于西域。一二六四年，旭烈兀派遣他向忽必烈奏事，被忽必烈留用。一二七四年，忽必烈命伯颜和史天泽同领兵二十万伐宋，任命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降将吕文焕为参知政事，同行中书省事于荆湖；又任命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董文炳为参知政事，同行中书省事于椎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以便统一指挥）；并由四川元军配合，大举伐宋。六月，忽必烈下诏南伐，宣布“将士勿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七月，伯颜等陛辞，忽必烈对他说：“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你要体会朕意，效法曹彬。”大军至郢州，史天泽因病北还，至真定病死。忽必烈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军政大事由他一人专任，所属各部都由他节制。九月，伯颜大军自襄阳至郢州，宋兵十余万夹汉水，列战舰千艘，又横铁绳锁大舰数十阻遏舟师，元军不能渡。伯颜军绕过郢州南下，攻下黄家湾堡，由小溪挽舟出唐港，入汉江，顺流而下，连破沙洋、新城。十二月，到达汉口。阿里海牙和前锋张弘范攻打阳逻堡。阿朮等领兵抢渡大江，大败宋军，追击至鄂州城门。鄂州守军出降。一二七五年初，伯颜大军顺江东下，至黄州、蕲州，宋守将相继出降。阿朮军至江州，宋兵部尚书吕师夔在江州降元。舟师至安庆，未知安庆府范文虎出降。伯颜任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二月，宋丞相贾似道到芜湖，遣使求和，伯颜不许。贾似道督率诸路军马十三万，战舰二千五百艘来战。伯颜命元军左右翼夹江而进，发炮猛轰，宋水军全部败溃，贾似道逃往扬州。伯颜进军至建康，宋军出降。三月，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阿朮攻取扬州。五月，伯颜回上都议事。忽必烈进伯颜为右丞相，阿朮为左丞相。八月，伯颜带着忽必烈对南宋谕降的旨意返还军前，伯颜取道益都，调淮东军沿淮河进军。十月，围扬州，召集诸将指授作战方略。伯颜到镇江，罢废淮西行枢密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行中书省事。十一月，伯颜分军为三路，指向临安：参政阿刺罕将右军，自建康出四安镇，攻独松关；相威与参政董文炳将左军以舟师从江阴顺江而下，由海道经华亭至澉浦；伯颜和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伯颜到常州，亲自指挥攻城，城破被屠。十二月至平江。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正月，元军会集宋都临安城北。二月，宋谢太后和恭宗赵显奉传国玺及降表降元，宣告了南宋的灭亡。伯颜下令禁止军士入城，遣吕文焕持黄榜安抚临安内外军民。三月，伯颜入临安，发宋府库的礼乐祭器、册宝、仪仗、图书，全部北运。宋皇室被押解到上都。崖山之战——南宋亡后，原宰相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拥宋朝皇子广王赵昰（九岁）和益王赵昺（六岁）逃到福州。一二七六年五月，拥立赵昰作小皇帝，图谋抗元复宋。宋兵仍有十七万人。南宋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兵押解北上，中途逃脱。七月间，文天祥号召各地起兵，夺取江西。忽必烈命塔出等领兵自江西进攻福建、广东等地；董文炳沿海南下，漳州、泉州、福州、广州相继投降。宋泉州守将蒲寿庚降元。张世杰、陆秀夫等拥赵昰乘船至潮州在海上流亡。同年末，阿里海牙也攻占了湖南、广西诸州之地。一二七七年四月，宋文天祥部自梅州进入江西。接着攻下雩都、兴国。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部进攻兴国。文天祥败走南岭山中。一二七八年四月，赵昰在洲病死。张世杰、陆秀夫又拥立赵昺。六月间逃到海中的崖山，作为最后的据点。忽必烈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李恒为副，领大兵进讨。张弘范以弟弘正为先锋，领舟师由海道袭文天祥驻地潮阳。文天祥军退走海丰，被张弘正追及于五坡岭，被俘。一二七九年正月，张弘范的水军至崖山，李恒部自广州来会合，二月，大败宋军。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张世杰败走，死在海中。南宋抗元的最后一支兵力，也完全被消灭了。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长期并立，相互争夺，已有三百余年之久。成吉思汗建国以来的战乱局面也已延续了七十年。元朝灭宋后，结束了诸国并立的局面，形成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北极漠北，南到海南，都入于版图。元朝建号的诏书中说：“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元史·地理志》说：“自封建变为邵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元朝的建立，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意义是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