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学著作

（二）历史学著作前代史的编修北宋时期继续编修唐代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并对旧史重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继承汉人修史的传统，曾编修辽史。元朝完成了宋、辽、金三史的编纂。宋金元时代不断进行前代史的编修，成绩是显著的。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编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书，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此书多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等史籍，仿照《三国志》体例，保存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丰富史料。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唐朝人编纂过几种当代会要，但唐宣宗以后，记载阙如。北宋初，王溥采录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续编成《唐会要》一百卷。全书分五百十四目，详细记载这一时期的沿革损益。王溥又编成《五代会要》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新唐书——五代后晋刘昫、张昭远等人撰《唐书》，成书仓促。宋仁宗嫌其浅陋，命欧阳修、宋祁、范镇等人重修。一○六○年全书编成，共二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称为《新唐书》。刘昫旧著称《旧唐书》。新书严谨简洁，本纪不如旧书材料丰富，志比旧书详尽。新书不用骈文而用古文撰述，采用小说材料，并增加了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仪卫、选举、兵等志。新书的缺点是任意删弃旧书资料，改写文句，并仿照《春秋》义例，多所褒贬。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对《旧五代史》极为不满，决心重作，撰成《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于家。死后，家属上献朝廷刊行。此书在体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纪、传综合一起，按时问先后编排。列传部分采用类传，分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等传，历官数朝的人编在杂传。但模仿《春秋》义例，以一字寓褒贬，宣扬儒学的说教，王安石评为“文辞多不合义”。书中因过分讲究文辞，往往使史实失真。欧阳修私人改编官修的正史，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创举。此后，路振撰《九国志》五十一卷，南宋陆游撰《南唐书》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辽、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诏编纂辽、金、宋三史。元朝国史院数次纂修辽、金、宋三史，到元顺帝时，已经基本完成，纪、传、表、志大体都已具备。只是由于大臣们对王朝的正统、三史的体例争论不休，长期不能成书。元顺帝令丞相脱脱主持其事。脱脱拟定辽、金、宋三国各为一史，“各与正统”，停止了正统的争议。三史同时编修，于一三四五年全部编成。《辽史》，共一百十六卷，计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辽道宗时，耶律俨曾撰修辽朝《实录》，金人陈大任纂修《辽史》。两书成为元人修史的基础，《辽史》最后的纂修，前后只用了十一个月仓促完成，全书疏误和矛盾之处甚多，但较多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是研究辽史的基本资料。《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计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实录和元初王鹗辑《金史》作为基础，参考金末刘祁《归潜志》等书，所据史料远较《辽史》丰富，较为详备地记载了金代的发展史。各“志”保存了许多有关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资料。《世纪》一篇，叙述金朝建国前各部落的发展状况，尤为可贵。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说，《金史》远胜于《辽史》。《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计帝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脱脱等人以宋朝的国史作稿本，再参照实录、会要、日历等其他文献编成。宋理宗以前，国史俱备，所以《宋史》记载宋理宗以前史事较详，以后则因国史未修而较为简略。《宋史》中表彰道学的内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国史》和谢方叔的《中兴四朝国史》，但也删去了这些国史中过分夸张道学家的一些言论。《宋史》的优点是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动不多；资料丰富，内容详备。缺点是前详后略，有些记载互相牴牾，还有一人两传，一事数见乃至有目无文等情况。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成，是历史学的重大成就。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目录和考异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马光奉诏设局编修，一○八四年书成奏上。全书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春秋》为编年国史）。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编修以前，司马光原已写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称为《通志》。南宋刊本《资治通鉴》书影这就是后来《通鉴》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后，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赴洛阳以前，史局设在开封，由刘恕和刘攽协助编修。刘攽专职汉史长编的写作。刘恕撰魏晋南北朝的长编。在开封的五年时间里，司马光及其助手写完了《通鉴》前、后《汉纪》各三十卷、《魏纪》十卷。一一七一年初，刘攽离开史局，六月，由范祖禹接替。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而离开开封，出知永兴军。一一七一年四月，改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以史局自随，在洛阳继续编写。这时期，范祖禹专修唐代的长编和刘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国的长编（刘恕已死）。司马光广泛收集史料，如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等，按时间顺序撰“丛目”，即大事目录，兼作史料索引。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方法是按丛目的史料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决定取舍、详略。写成后，由司马光删繁去冗，修辞润色，最后定稿。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术，以资借鉴。他自己说因为厌烦旧史的繁杂，所以“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谢赐（通鉴·序）表》）。宋神宗因而赐名本书为《资治通鉴》。但他在编写时，并不着重于“《春秋》义法”，力求符合历史事实，言必有据。对于记载中分歧较大的事项，选择证据分明、情理近实的写入正文。其余则另行编录，说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写成《考异》一书，以资参阅。《通鉴》语言简洁，叙事生动。宋神宗称赞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恰当的评语。《通鉴》作为最早的一部编年通史，标志着历史学达到了新的水平。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后成书。宋代以前，史体只有编年、纪传两种。袁枢喜读《通鉴》，但《通鉴》卷帙较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几卷，翻检不易。袁枢自出新意，把《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件事各详始终，自列标题，每篇又按时间顺序自为头尾。从三家分晋到周世宗征淮南，经纬清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未一目了然。从而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创立了新的史体——纪事本末体。元朝初年，台州人胡三省写成《新注资治通鉴》。胡三省于南宋理宗宝祐四年（一二五六年）举进士，曾做过州县官，后在淮东幕府任职。《通鉴》原有刘安世《音义》十卷，不传。又有史炤《释文》，多有疏误。胡三省在居官之余，重撰音注。南宋灭亡前后，隐居家中，全力撰写注释，散入《通鉴》本文之下。自称“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又纠正《释文》，撰《释文辨误》十二卷。一二八五年，《新注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此后，又屡加修订。《通鉴胡注》对宋以前的通史，作了全面的考订，成就是巨大的。当代史的编纂宋元时期历史学的另一特色，是详于当代史的编修和史料的整理。宋朝设置史馆，分国史院和实录院。金朝设置国史院。元朝设翰林国史院。宋朝由宰相兼任“提举国史”、“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等职。金、元也由丞相“监修国史”或“修国史”。宋朝的当代史和史料汇编，有日历、实录、会要、国史、敕令、御集、宝训等，金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圣训、国史、私史。元有起居注、实录、经世大典等书。宋金元三朝官修的实录、国史等，多已不存。只有钱若水编《太宗实录》二十卷流传。宋朝的会要，现存残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宋朝编纂当代的会要，规模很大，前后十多次，成书十种，总数达二千多卷。会要的体例，分类和门，如王洙等编《庆历国朝会要》，共分十五总类。王洙等编《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扩充为二十一总类。每种会要，纂修时间少者数年，多者前后三十年至五十多年，屡经删改增补，才得完稿。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宋会要文字，成《宋会要辑稿》一书，使会要的部分原文，得以保存至今。虽然辑录中不免讹误，但保存史籍的功绩还是重大的。元仁宗时所修《经世大典》原书不存，也在《永乐大典》残卷中留有若干残篇，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收录了《经世大典》的《序录》多篇。宋代的当代史，也由私人编纂整理。现存的重要史籍，有以下几种。续资治通鉴长编——眉州丹棱人李焘，从一一四二年开始，为编写宋朝当代史做准备工作。一一五九年，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受到朝廷的重视，录付史馆保存。此书追继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详细记录自宋太祖到北宋未的新旧官制，百官除授等史事。这是李焘正式编写《续通鉴长编》之始。此后继续编写史事，到一一八三年成书，共九百八十卷、事目十卷。又编出《长编》的节本，名为《举要》六十八卷，目录五卷。两书合计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以四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编年巨著，成为第一部当代通史。李焘广泛搜集北宋历史的官方资料，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御集、宝训、敕令、百司指挥等，还搜集士大夫的私家记载，如笔记、小说、私史、家传、行状、志铭、文集、奏议、内外制、函犊等，不可胜计。他造了十个木橱，每橱装二十只抽屉，每屉用甲子编号，所得资料按月日先后编排，井然有条。在编写时，对史料进行辨别真伪和考订异同的工作，对各家记载的零星片断史料融会贯通，还把异同诸说附注于正文之下。按照“近事则详，远事则略”的方针，越往后内容越详。叙事谨慎，不妄加论断。李焘认为，他的这部著作卷帙浩繁，不足以称《续资治通鉴》，所以命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便由后来的学者参订刊削。《续通鉴长编》保存了北宋丰富的文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宋代史料书。《续通鉴长编》问世后，南宋杨仲良仿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编成《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共一百五十卷。此书依据《长编》所载史事，分门别类地编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使读者便于了解事件的始末原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长编》只载北宋九朝的事迹，继此而作的，有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一二一○年写成。此书专载高宗一朝的史事，仿照《通鉴》体例，编年系月。采录的资料以日历、会要、国史为主，参以野史、笔记、家传、墓志、行状、案犊、奏报等文献。对于不同的记载，从实叙录，以待后人论定。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十二月成书。记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经钦宗，至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辽、金三朝交涉与和战的历史。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对于各种史料全录原文，“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随意去取，不妄立褒贬，以备史家采择。被征引的二百多种史籍，得以保存了原貌。徐梦莘坚信，客观地介绍各家之说，让人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此书不仅保存了宋、辽、金大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还保存了辽、金的许多社会经济史料。宋九朝编年备要——南宋陈均撰，共三十卷，编年体。一二二九年成书。此书广采日历、实录、李焘《长编》及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多家著作，删繁撮要，博考互订，记载北宋九朝的史迹。作者据事直书，不加褒贬。两朝纲目备要——南宋人（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记述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史事。此书叙事简明，所记两朝政治和经济的一些事迹，为其他史书所不载。宋朝比较重要的当代史还有：南宋熊克撰《中兴小纪》四十卷，叙述宋高宗一朝历史。刘时举撰《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记载南宋高宗至宁宗的事迹，成书约在理宗时。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亡国的本末，大约是南宋遗民入元后所撰。此外，南宋人叶隆礼，采前人记载，成《契丹国志》二十六卷；宇文懋昭依据见闻成《大金国志》四十卷，是辽、金的当代史。两书多有来自传闻的纪录，不免失实，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通志与通考通志与通考是宋元时期新创的史学体裁。通志——南宋郑樵撰，共二百卷，计帝纪二十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列传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书。郑樵字渔仲，福建兴化人。他强调《史记》通贯古今的优越性，批评《汉书》等断代为史的局限性，决意编写一部融会群书、包罗万象的通史。为了编写这部书，他作了三十年的艰苦的准备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资料，分别写出各种专门著作。晚年，由于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两年的时间，匆匆编纂成书。因此，《通志》只是他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纪和列传综合诸史而成，使无重复之处。年谱是他新创的体例。又有“略”相当于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书的精华。内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等十五略，大半为历代正史所无。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五略也并不完全因袭前人。郑樵主张“会通”，提倡编写通史，指出断代史之失为“繁文”（重复）、“断梗”（史事不相连接）。同时主张据实纪录，反对过去史书的褒贬美刺之法，斥之为“妄学”“务以欺人”。认为史书“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又反对阴阳五行说，斥之为“妖学，务以欺天”，认为史书“专以记实迹”，应“削去五行相应之说”。这些都是独到的见解。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书。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人。元初任柯山书院山长、台州州学教授。司马光的《通鉴》对典章制度记述比较简略。马端临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详细记录自古代到宋宁宗嘉定未年的各种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典，记载内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为止。《文献通考》扩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货一项即细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考，同时，又新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考，内容方面也补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宝后到嘉定未年这段时间内又作了新的编纂。《通考》收录大量经籍、史书、传记、文集、奏议、笔记等文献，还摘引唐宋诸臣的奏议和士大夫的议论，夹叙夹议，使读者对于一事的本未能获得概括的知识，并经常加以作者的按语。在食货各门中，注意到各项制度的变革，划分出变革的阶段性的标志。《通考》记载宋代的制度最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载。《通志》、《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被学者合称为“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