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概状——分裂时期

第三节政治概状——分裂时期（一九○年——二○八年即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凡十九年为前段，二○八年——二八○年即建安十三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凡七十三年为后段，前后共九十一年）士族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下层豪强和所谓微贱人；士族中所谓望族的高级豪强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地位较低的豪强；每个高级豪强想独占政权，坚决排斥其他高级豪强。被排斥者也都想独占或分得政权，坚决排斥他们的对方。豪强们互相排斥，造成战争无限残酷、秩序极度破坏、户口可骇地耗损、生产剧烈地衰落的分裂局面。地主阶级的豪强，在西汉后期以来，逐步扩大并增强着他们的割据势力，到了这个时期，他们有足够力量足以实行比以前任何时期更猖獗的罪恶行为，短促的前段十九年中，把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各种财富极大部分都化为乌有。董卓是凉州的下层豪强，他的部属都是些地方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董卓为首的一群极端凶恶的豺虎盗贼是最野蛮的破坏者。当时人口、文化、财物最集中的洛阳和较次的旧京长安，都被这群野兽彻底地毁灭。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要做皇帝。各有企图的广大士族，朝官以用计谋的王允为首，外官以号召发兵讨贼的袁绍为首，呼应起来反对董卓。董卓在士族的压力下，用无法形容的残暴手段来对抗，同时从洛阳退避到长安，又从长安退避到郿坞（离长安二百六十里）。坞高厚都是七丈，坞内藏谷够三十年食用，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上等衣料堆积象小山，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居无忧。一九二年，王允杀董卓。董卓部属李催（音决jué）郭氾等人大杀王允和朝官并屠长安城，老少不留。这群野兽又互相混斗，关中人民几乎被杀绝。一九六年，汉献帝带着一些残余的朝官从野兽群中逃出，回到洛阳。朝官很多饿死或被兵士杀死，汉献帝又失去了这些拥护者，皇帝的名号更空虚了。袁绍为首的一伙所谓勤王将领，和董卓的一伙同样是割据混斗的野心家，同样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豺虎盗贼。袁绍家接连四代有五个人做三公，在士族中是最高级的望族。袁家门生故吏遍天下，结合成一个最大的私人团体。当袁绍号召起兵讨董卓的时候，各路大豪强就开始了割据混斗。袁绍弟袁术占南阳，刘表占荆州，公孙度占辽东，袁绍占冀州，公孙瓒占幽州，刘焉占益州，曹操占兖州。董卓被杀以前，这些所谓讨董卓的“义兵”，已经这样割据混斗起来或准备割据混斗。董卓被杀以后，袁绍凭借袁家势力，在多次残酷的战争中，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者。袁术也凭借袁家势力，据江淮间地，自称皇帝，建都寿春，成为南方最大的割据者。一九○年到二○八年，前后凡十九年。这十九年里，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场。董卓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西地区，袁绍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东地区，还有其他大豪强以至各地方无数小豪强，无时无地不在混斗相屠杀。下列诸例说明战争大屠杀以外的一些小屠杀。刘表占荆州，地方上宗贼大起。刘表诱斩宗贼头领五十五人，地方立见平静。所谓宗贼，就是土霸豪酋胁迫同姓人及附近农民据地做盗贼。刘焉占益州，杀州中著名豪强十余人。这是外来豪强镇压本地豪强的一例。公孙度占辽东，灭郡中名豪百余家。这是本地下层豪强得势对士族进行报复的一例。公孙瓒占幽州，杀害士族，信任下层豪强。理由是衣冠士族自以为身分应当尊贵，不知感恩，下层豪强被擢拔，知道感激公孙瓒。这是士族豪强结合下层豪强压迫士族的一例。汉献帝自长安逃出，路过安邑，垒壁群帅都来求官号，这是小豪强到处筑垒立壁，割据小块土地，希望依附大豪强的一例。以上只是举出一些例，远不是事实的全部。但也可以看出混斗的一斑。凡豪强所在，必然要兼并割据，也就必然要混斗互杀。以袁家为例，袁术因袁绍分得袁家大部分门生故吏，骂袁绍是妾生子，不算袁家人。袁绍大怒，使刘表斗袁术，袁术也使公孙瓒斗袁绍。袁绍的部属至少分成两派，袁绍死后，两派拥袁绍子袁谭袁尚动兵相仇杀。袁术战败穷困，投奔部曲将（带亲兵的亲信将官）被拒绝，袁术饿死。豪强对外部当然要混斗互杀，对内部也一样要混斗互杀，一句话，豪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混斗杀人。人民极大部分被杀死饿死了，一部分流亡到较安静的地区或逃出边境，没有武力的一部分士族也离开本土向外地流亡。十九年豪强大混斗的过程里，人民要求统一的意志仍在发挥它的伟大力量，那些割据势力逐步被克服了，社会依然向统一的方向前进。代表这个统一趋势的重要人物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大文学家）被士族称为“乱世之奸雄”的曹操。这当然不是说曹操不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大屠户，这只是说他用来进行战争的政治军事方针，客观上符合于统一的趋势，因之他成为当时最大的胜利者。曹操是曹嵩的儿子，出身在宦官家庭，不列于士族。起初做小官，汉灵帝末年，曾镇压过颍川郡黄巾军。董卓作乱，他发动曹、夏侯（曹嵩本姓夏侯）两家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为骨干，招募了一些兵，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卓大军。袁绍等人共有兵十余万，谁也不敢和董卓作战，独曹操带着几千人进攻，虽然打了一个大败仗，曹操的识见和勇气却证明与袁绍等人不同。一九二年，曹操占兖州，击败青州黄巾军，得降卒三十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曹操从此自成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与袁绍分离。曹操刚得到兖州这个很不稳固的立足地，便规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两大方针。一九六年，汉献帝到了洛阳。曹操击败豫州黄巾军，得汝南颍川两郡。他亲自率兵迎汉献帝到颍川郡的许昌。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政治上握有主动权，强大的袁绍以及其他割据者都处在被动的地位了。同年，设置田官，招募流民到许昌屯田，恢复农桑业，所属兖豫两州各郡也屯田积谷。军事上坚实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曹操依据两大方针充分表现出政治的军事的巨大才能。武将大抵出身下层豪强，任何一个大割据者都有不少武将。困难在于争取士族。它是统治阶级的一个严重的力量，要善于使用它取得它的助力，否则，政治上不可能有所成就。当时北方士族，一部分在豪强混斗中死亡了；一部分各投旧主，多是投袁绍；一部分逃避到江东为孙策所收用；一部分投奔荆州，依附大名士刘表；还有一些远避到辽东和极南的交州。剩下来的士族本来不多，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搜罗士族更显得困难。不过曹操也有好的条件，首先是他有汉朝廷名义，其次是屡次战胜，军威颇盛，在别处不得意或主人失败了的士，不得不投过来求功名。大名士也是最大的谋士荀繇（音郁yù），就是从袁绍那边投过来的一个。这些条件以外，他还主动地着力争取。例如司马懿称病坚卧，不就征召，曹操用死刑威胁他出来做官。又如祢衡（祢音迷mí）当众辱骂曹操，曹操大怒，把他送到刘表那里去，表示不杀士人。几年间，曹操得士比任何大割据者都多。曹操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具备了。一九七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战争。他先使钟繇（音尤yóu）奉朝廷命到关中，稳定韩遂、马腾等十几股大割据者。曹操率军击败自称皇帝的袁术，袁术渡淮南逃。一九八年，曹操击杀骁勇善战的吕布，得徐州。二○○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在官渡大败地广兵强的袁绍。此后连年进击，二○五年，袁绍军全部溃灭，曹操得冀、青、幽、并四州。经十一年战争，北方大割据者或死或降，黄河流域基本上统一了。二○八年，曹操进击刘表军，得荆州。能和曹操对抗的力量，只剩下占据吴、会稽等六郡的孙权与声望甚高拥精兵一万人的刘备。袁术系统的大将吴郡人孙坚，一九一年，为袁术攻荆州刘表，被刘表军射死。孙坚子孙策，年十七，是一个英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早年随母居寿春，就交结江淮间士人，与高级士族周瑜结成至交。周瑜与低级士族大富豪鲁肃也是至交，孙策得周瑜，江淮间士族形成了以孙策为首的一个团体。孙坚死后，孙策从袁术那里领回孙坚旧部兵将共千余人。这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猛将，孙策获得这些武人，军事上建立了坚固的基础。一九五年，孙策得袁术允许，率兵到江东，击破大小割据者，得吴、会稽等五郡，又袭破庐江郡，得袁术部曲三万余人。孙策依周瑜所率士族为骨干，结合张昭为首的北方士族，在六郡土地上创立一个强有力的孙氏政权。二○○年，孙策死，弟孙权继位，到曹操夺得荆州时，孙氏政权已经是巩固难破的了。刘备是名儒卢植的学生，又是汉皇帝的同族，在豪强混斗中，养成了很大的声望，也结成了一个武士强谋士弱的刘备集团。曹操承认自己和刘备是当今的天下英雄，因为刘备对士族的号召力要比曹操高一些。刘备被曹操迫逐，逃到荆州依附刘表。杰出的谋士诸葛亮以及北方流亡士族加入刘备集团，刘备的势力因而空前扩大。刘表死，刘表子刘琮投降曹操。宁愿追随刘备不愿投降曹操的刘表属官和荆州人多至十余万人，辎重车多至数千辆，足见在刘表割据多年的荆州，刘备比曹操处于有利的地位。孙氏政权与刘表势力是世仇，刘备是刘表残余势力的主要代表人。刘备与孙权结合，这才有可能形成以江东军为主，以刘备军和刘表残余军（刘表长子刘琦所率）为辅的对抗力量。曹操军有北方兵十五六万，荆州降兵七八万，号称八十万，军力占绝对优势。但曹操军有不少弱点：（一）荆州兵被迫投降，军心动摇，而水战主要依靠荆州兵；（二）北方兵不习惯南方水土，战斗力削弱；（三）曹操军后方不巩固，特别是马超、韩遂等军割据关西，威胁许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弱点；（四）朝官中有不少士族反对曹操。曹操将攻荆州，临行前杀拥汉大名士孔融示威。这是政治上的弱点。曹操军存在着这许多弱点，只宜速胜，不能持久。恰巧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孙权地小兵寡，精兵不过三万人，更不能持久。刘备合刘琦兵不过二万，不力战就没有生路。在大敌曹操军的压力下，孙权刘备结成了牢固的（自然是暂时的）同盟。二○八年，周瑜进军到赤壁（湖北嘉鱼县），用火攻法大破曹操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军逃回北方。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恢复残破已极的生产（主要是魏国），比起以前的十九年大混斗时期，三国分立也还是恢复全国统一的一个步骤。赤壁战后，孙权得荆州大部分，刘备得武陵、长沙等四郡。刘备获得立足地，专力向益州发展，二一四年得益州，以成都为中心，成为后来的汉国。孙权以建业（南京市）为中心，扩地到广州交州，成为后来的吴国。曹操回许昌，宣布一篇语极恳切的《明志令》，说自己实在没有“不逊”（灭汉）的野心。这当然是对拥汉派士族说的。当时潼关以西被马超、韩遂等十个割据者占领，曹操率兵进攻，经过几年的战争，割据者都消灭了，北方（除公孙氏占据辽东）得到进一步的统一。曹操在《明志令》里说，设使国家没有我，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事实，但因此要代汉自立，却被拥汉派士族障碍着。二一二年，曹操大会列侯诸将，教人提议推尊自己为国公。士族首领荀彧当场反对，说不该这样。过了些时，曹操不露形迹地谋杀荀彧。第二年，让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建都邺（河北临漳县境），设立整套官职，使重要汉官转做魏官。二一六年，曹操升级为魏王，士族首领崔琰（音演yǎn）有讥讽表示，被曹操迫令自杀。又一首领毛玠（音介jiè）表示不满，在众官援救下，曹操不敢杀毛玠，只是斥逐出朝廷。荀彧崔琰毛玠都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曹操在代汉的步骤上，遭到这些人的阻力，意义是严重的。二一八年，汉官吉本等率千余人在许昌起事，谋挟天子攻魏国。魏官魏讽等聚徒众谋攻邺，这对曹操也是一种威胁。孙权劝曹操做皇帝，曹操说，这孩子想把我放到炉火上么！所谓炉火，就是指拥汉派士族的反对，虽然不能是烧死曹操的火，但引起混乱是可能的，而这正合于孙权的希望。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无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辽东割据者公孙度要流亡名士王烈做官，王烈不愿意，“为商贾以自秽”，公孙度也就不强迫他了。士族看商贾是秽人，绝不允许商贾和一般下层豪强参加政权。曹操用人，“不拘微贱”，这自然要引起士族的不安。赤壁战前，鲁肃劝孙权抗曹操，说，象我鲁肃这样的人，投降了曹操，他会把我送还本乡，评品等第，给个小吏做，慢慢升迁做州郡官。曹操得荆州，令韩嵩评品荆州士人优劣。东汉末年，士人分品做官，似乎已成惯例。二二○年，曹操死，子曹丕继王位。曹丕听从拥曹派士族陈群的建议，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各州设大中正官，各郡县设小中正官，评品本州本郡本县士人的等第。做大小中正官的人自然是高级士族和一些中级士族，他们荐举做官的人，自然也是高级中级士族。微贱人被排摈不能入品，低级士族只能列在下品。曹丕和高级中级士族进行了交换，从此不再有拥汉派。当年，曹丕取消汉献帝的皇帝名号，用禅让的方式自称魏皇帝（魏文帝）。二二一年，刘备在成都自称汉皇帝。二二二年，孙权自称吴王；二二九年，吴王孙权自称吴皇帝。三国分立事，另节说明。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条线索的一个方面，即地主阶级方面，为了争夺统治权，不断地进行着内部斗争。这种内部斗争往往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里的主要特征，严重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阶级斗争（渗杂着各族间斗争）因而愈益复杂化。自秦汉迄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由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第一步是无市籍地主与有市籍地主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开始于秦，发展于西汉，猛烈冲突于东汉，结果是东汉末年社会遭受极其惨重的大破坏。第二步是九品官人法的成立，标志着代表无市籍地主的士族战胜了有市籍地主，同时高级士族开始了对中级士族的压迫并排摈低级士族。中级低级士族代表中小地主，人数最多，而且才能之士也多在这个大士人群里产生，他们被压迫和被排斥，无市籍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激化深化了。结果是西晋统一政权迅速崩溃，在中级低级士族与豪强势力结合下，出现十六国大混乱的局面，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受毁灭性的长期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