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起义

（三）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起义当金朝处在奴隶制度统治下，奴隶主要扩大财富的占有，就必然要发动战争去掳掠奴隶，不断扩大奴隶的来源。而在封建的租佃制发展后，扩大土地占有，以剥削农民，便成为女真贵族主要的剥削手段。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金朝封建主不断地展开了土地的掠夺，并且不断地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赋税和徭役的剥削。一、土地掠夺占夺民田转化为封建主的女真贵族，通过多种途径，大规模地掠夺土地。常见的现象，是所谓“豪夺民田”，即依仗权势，非法强占女真和汉族人民的田地，据为己有。租佃制的发展，女真猛安、谋克民户中，出现了“富强丁多者”和“贫难者”的分化。女真贫困户不能自存，便只有出卖田地给“豪民”。女真贵族地主通过买田，不断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贵族地主也还依仗权势，在官府授田时，占据上等的良田、腴田（肥田），而把贫瘠的田地拨给女真的贫民。多占官田女真贵族地主还使用各种手段，多占官田。女真旧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顷四亩，但官员贵族却可恃势多占。世宗对左丞完颜襄说：“卿家原来只七具，现在定为四十具，你们还不愿意。”可见完颜襄占田早已超过四十具，即一百六十多顷。定制以外，朝廷还有对贵族的“赐田”。如太保阿里原曾被赐给山东地一百四十顷，又赐中都路田一百顷。贵族官僚住地迁移时，继续占有原住地的田地，又在新住地占田。如上京路宗室贵族迁徙到河间，由官府拨地后，仍不交还旧地，“两地皆占”。陕西黄陵万佛洞佛坛内北壁大定三年（一一六三年）石刻地契冒占官田金朝占据的大批官田，被“官豪”们租去，再出租给农民。年月既久，这些官僚地主们便把原来的官田，冒为己有，或者凭借权势，冒占强取。海陵王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广置产业，留给子孙。世宗时，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三十余家，共占田三千余顷。山西的田地，也多被“权要”们占去，占田多的人家平均每口有田地三十多顷，以致平民无田可耕。中都和涿州各县大批官田，也被赵王完颜永中等四个王府冒占。世宗时，女真贵族、官豪冒占官田，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括田（刷田）贵族地主冒占官田，反映了他们和金朝官府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一七九年（大定十九年）十二月，世宗派遣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民间占去的官田。张九思根据地名皇后庄、太子务等的田地，不论百姓有无凭据，一律指为官田拘刷。甚至秦汉以来的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也都拘括为官田，结果是一般地主甚至农民的田地被官府强行拘占。而那些权势之家冒占的官地反而得免。一一八一年，世宗又令拘括豪家所占夺的官田。如对参谋合、温敦长寿等所占官地，除牛头地外，限给十顷，其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括地也照此办理。同年，又在山东大规模地拘刷民田入官。世宗对官员们说：虽称民地，然无凭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说：“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经过这样的拘刷，山东路拘括入官的田地即达二万余顷。梁山泊被拘为官地，附近民地也都被拘刷。农民被迫流亡。懿州一带，没入官府的田地有六万多顷。世宗的拘田，反映了朝廷与官豪之间的土地争夺，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田地都因而被强占。广大田地更加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的手里。二、苛重的赋税和徭役苛重的赋税金朝的赋税基本上沿袭辽、宋旧制，分正税和杂税两种。对猛安、谋克部则只征牛头税。正税，即夏、秋二税。夏税规定每亩农田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一束（每束重十五斤）。交税的期限，夏税为六月到八月，秋税为十月到十二月。杂税，主要是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钱、免役钱及黄河夫钱等。物力钱——依据民间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叫做物力钱。民间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钱。遇有临时的差役，即按物力钱的多少摊派。铺马钱——金朝设递铺，筑小坞，四角插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颁发金牌、银牌或木牌，调发递铺兵骑马传达。递铺所养马匹的费用要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军需钱——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军士每年所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的八百万贯向官户和民户征收。这是军需钱的开始。各地元帅府的开支本来就毫无节制，军需钱出现后，都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免役钱——山东、河南、陕西等路沿袭北宋旧制，州县按民间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和弓手，称为“免役钱”。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罢征弓手钱，司吏钱依旧不变。黄河夫钱——金朝黄河数次泛滥，河道迁徙不定。筑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征发附近农民，此外又以治河名义征钱，称“黄河夫钱”，又称“河夫钱”。预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经费不足，有的官吏建议预借河北东、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税。《金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认为“国用虽乏，民力尤艰”，没有同意。但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不仅上述三路，连河东南、北两路也实行预借。据《龙岩寺记》说：一一六二年，转运司预借泽州陵川县民间三年租税，并强迫百姓运往陕西，以作为军粮，来回路程三千多里。（见《山右石刻丛编》）此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官府经费足用，渐少预借民间租税，但到金朝后期仍屡见不鲜。通检推排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赋税剥削制度。广大的各族农民交纳正税和多种杂税时，还要承受官吏们的中间盘剥和勒索，而且，官员、地主占据良田，只交轻税，农民只有贫瘠的劣等田，却要交重税。特别是物力钱，贵族、官员、地主们用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贫苦农民仅有很少的财物，却要负担很重的税钱。结果是：繁重的赋税都被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贵族、官僚、地主们大量隐漏赋税，使金朝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员去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称作“通检”或“推排”。实行的结果，却又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祸。一一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张弘信通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妄加百姓产业几倍，百姓来申诉，立即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关官吏向世宗报告各路通检不均的情况，世宗下令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为标准“适中定之”。之后，又订出各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的通检标准。一一七五年，离第一次通检已经十年，赋役仍然轻重不均，世宗第二次又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随着封建租佃关系迅速增长，女真族急剧分化后，猛安谋克户的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负担也出现了严重不均的现象。一一八○年四月，世宗召集百官商议如何推排猛安谋克户的家产，以便遇有兵役时可以“均平”负担。右丞相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枢密副使完颜宗尹认为：“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有差使外，其他人都没有差役。现在不需要推排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数目，只验现有的产业定科差就行了。”左丞相完颜守道等说：“只验财产的多寡，分成四等，依旧置簿籍科差，就能均平。”左丞蒲察通、右丞移剌道、都点检完颜襄反驳说：“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的多寡，贫富之间的差别才判然分明。贫富分别清楚了，版籍就能确定。一旦官府有缓急，即可检验簿籍来科差，富者不能逃避，贫者不致增加负担。这与不管贫富一律科差的办法迥不相同。”又建议到农闲时，拘括土地和牛具等数额推排。世宗采纳蒲察通等人的主张，说：“每一谋克部人户的贫富，谋克怎么不知道？一猛安领八个谋克，各谋克奴婢人数多寡不等，一律科差，怎能均平？”“海陵王正隆时兴兵，朕的奴婢上万口，牲畜几千头，但不科差一人一马，这怎么能说平均！”十二月，世宗下令从中都路开始推排。据《金史·食货志·通检推排》记载，一一八二年八月，又“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派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排中都路，接着又派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各路官员一起推排。九月，又因为猛安谋克旧有的簿籍不清楚，遇到签军、差役、赈济、户口增减，不以实报，下令在推排的同时，兼括户口。一一八六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到各路推排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国物力钱数，共三百万多贯。兵役和夫役金朝封建制确立后，徭役大致可分为兵役、夫役两种。担任官职的品官全家免除杂役，只按物力所应交纳的部分出雇钱。纳粟补官而官阶还不够荫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等，都享有免除一身之役的特权。广大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则必须负担繁重的徭役。兵役——北宋实行雇募制度，农民不必服兵役，比较能安定地从事生产。金初，在奴隶制统治时期，女真人当兵参战，“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①海陵王时，不仅女真族平民，连汉族、契丹族百姓也经常被签发当兵。撒八、移剌窝斡等人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就是以金朝签发契丹人当兵作为导火线的。宋人楼钥一一六九年到一一七○年间出使金朝，在滑州胙城县遇到汉族人对他说：“我的女婿戍边，已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金朝“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执天使杀之”（《北行日录》）。这个故事反映了金朝强迫汉族农民服兵役的情况，也反映了汉族农民的反抗斗争。女真族向封建制过渡后，由于激烈的阶级分化，女真人民生活日益贫苦，要求安于田里，从事生产。一般富户也因为生活优裕，坐享田租，不愿当兵，或者用奴婢来代替自己服兵役。一一七○年，世宗说：“北边轮番戍守之人，每年冒着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即使有一二匹牛马，一去即无还，而且夺其农事，不得耕种。”一一八○年，金朝规定戍边的军士，年龄到五十五岁以上，允许由其子或同居弟侄承替；以奴婢代戍者，治罪。世宗不断实行通检推排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核实各户物力，按籍征兵。夫役——世宗时修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无不征调民夫服役。世宗初年，就开始扩建宫殿，之后又不断兴工。他晚年承认：“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世宗回上京大会亲旧，所过州县大发民夫，治桥梁，修驰道，沿途农民深受其害。仅蔚州一地专为世宗采集地蕈（音训x）n）的役夫就达数百千人。由于官府役使频繁，农民不堪其苦，经常全家外逃，或者出家为僧道，以逃避服役。三、农民起义世宗初年，金朝统治者交替使用血腥屠杀和“招抚”的两手政策，把汉族、契丹族等农牧民赵义镇压了下去。此后，女真贵族的封建统治相对稳定，农、牧民的阶级斗争也趋于低潮。但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会有斗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反抗。《金史·石琚传》记载，一一七一年前后，民间“往往造作妖言，相为党与谋不轨”。表明广大人民不断制造革命舆论，互相联络，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准备推翻女真贵族的统治。但往往因为事机不密，被金朝所镇压。大名府李智究起义——李智究是大名府僧人，决心反抗金朝的统治，领导群众举行起义。他假托化缘，跑遍大名、东平等路，鼓动信徒，组织骨干，计划在大定十一年（一一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攻下兖州，然后在峄山集合起义军，以“应天时”三字为号，分别攻取东平各州府。到约定的时间，李智究派胡爱智等人攻打附近的女真猛安谋克军寨，夺取武器，被女真军士打败。与此同时，阳谷、东平等地起义军中出现了叛徒。起义军来不及集中。金军在各地捕捉起义军。起义军骨干四十多人被杀。一一七三年九月，李智究英勇就义。冀、同、鄜、潞、绛、解等州农民起义——一一七二年，河东、河北等路出现了大饥荒，金朝统治者仅仅颁发了“所在开仓赈恤”的一纸诏书，却没有半点救济的实际措施，因此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北京曹贵、西北路纳合七斤、鄜州李方、同州屈立、冀州王琼以及洛阳县民，纷纷率领当地农民揭竿而起。世宗诏令元帅仆散忠义等人率军前往镇压。起义军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与金军展开英勇的搏斗。当强大的金军到达时，起义军就分散转移到各个山谷；当金军撤走时，起义军又聚集起来。金军找不到起义军的踪迹，就对各地村庄实行报复，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有时“连十数村屠之，戮及无辜”。各地起义军终于先后失败，领袖们英勇牺牲。恩州、献州、密州等地农民起义——一一七二年后，金朝统治者进一步加紧对人民的控制。各地农民刚刚点燃起义的烈火，就被金军扑灭下去。一一七六年恩州邹四，一一七八年献州殷小二，一一七九年密州许通和济南刘溪忠，都曾发动当地农民举行起义，但都被迅速镇压下去，首领被杀。金朝统治者还极力箝制人民的言论，只要人民稍有不满的言论，即加以“乱言”的罪名，予以处死，借此对反抗者实行威吓。一一八一年辽州人朱忠等、恩州人邹明等，一一八三年潞州涉县陈圆，就是这样惨死在金朝统治者的屠刀下的。除上述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各地还有不少小股的起义队伍，前仆后继地反抗金朝的统治。滕阳军和沂州之间，有来二郎领导的起义队伍，长期在蒙山中坚持战斗。河北有任郎君、李川领导的起义军，入城夺取官物，发给缺用的贫民。徐州有江志领导的起义。东京还有僧法通组织的起义。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