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暴动

农奴暴动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③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④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①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②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①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②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③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①，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②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③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④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⑤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①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②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③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④③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④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①《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②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①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②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③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①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②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③《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④《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⑤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①《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②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③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④同上书，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