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北京的陷落

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①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②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①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②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③：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④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①①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42页。②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7页。有人提到1641年左懋第曾询问大运河沿岸的饥民，因何如此困苦，他们的回答是“练饷”。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78页。①1641年，户科给事中张元始奏称：“土寇与流寇异，土寇皆饥民耳，聚则盗，散则农，计莫善于抚。”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2页。现代历史学家也强调土寇与流寇不同，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不同层次。当时人也有“小寇”、“中寇”、“大寇”之分。不过，随着人数的增长，土寇也可以发展成为流动的起义军。佐藤文俊：《关于土贼李青山之乱——明末华北农民叛乱形态之一》，第131—133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5—66页。②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43—145页。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甚至将“军队将领的背叛”说成是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暴乱的根本原因，将起义解释为职业军人反对文明社会的斗争。罗兰·毛斯尼尔：《愤怒的农民》，第329页。明亡以后，历史哲学家王夫之写道：“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矣……以将帅任国政，武为尚而特缘饰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22页。③关于明末1627年至1644年间主要起义的大事年表，见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517—529页。④当时，尤其是1633年以后，这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战争又破坏了水利设施，农夫流离失所，沦为流民，既而又变成流贼。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04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页；裴宜理：《1845—1945年中国北方的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56—357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5页。①詹姆斯·B·帕森斯：《论明末农民战争》；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43—463页；劳斯：《〈虎口余生记〉之英译及其社会历史的注释》，第7—8页；姚雪垠：《李自成自何处入豫》，第51—60页。军事优势转到起义军一方的原因之一是，李自成在其军队中进行了整编，特别是组建了一支精锐队伍。这支精兵由15岁至40岁的壮丁组成，每天在李自成亲自指挥下练习骑射。此外还组建了炮兵、水军和工兵。同时工匠也被组成裁缝队、银匠队、乐工队等等。最后，又选拔精壮，充当骑兵的前锋，即所谓“骁骑”。蒋祖缘：《论李自成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