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的困境

南京政府的困境然而，尽管这些官员可能很能干，南京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却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朝廷自然要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人，是其兵力最盛之时：将领或驻地兵力高杰4万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①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Wu—Cai）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②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③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①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②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③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④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⑤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⑥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①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②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③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④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①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②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50000454_0292_2③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④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⑤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掌南京江防。①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②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③②这些数字引自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12页。文献中还提到其他一些将领的名字，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其中并未列举士兵的人数。那可能是想用此来填补虚报士兵名册中的空额。斯特鲁弗提供的南明军队数字，其中包括左良玉部的5万人、江防军4万人、京师驻军6万人和史可法部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③据说，南京应向前四位镇将提供20万两饷银，但某些当时的人——无视南京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认为马士英从未将这些饷银拨发给四镇，因为他有意要激起四镇将领对史可法的不满，从而破坏史可法在军队中的威望，使史可法失去入朝作执政大臣的机会。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91页。①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2页。斯特鲁弗估计，仅军费一项开支就达700万两。这一数目超出不含额外税收的正常岁入100万两。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②祁彪佳拒绝向需要苏松地区部分税收的史可法及江北所在其他将领提供粮草（斯特鲁弗：私人通信）。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91页。④黎杰：《明史》，第200—201页。⑤上户纳税6两，中户4两，下户2两（应是3两——译者）。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6页；又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7页。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2页。①马伯乐《明代的灭亡》第224页着重强调了这一点。②弘光皇帝作为一个无能之君完全符合传统史学家所描述的亡国之君的形象。这也完全符合清人的观点。乾隆皇帝十分明智地将弘光朝而不是崇祯朝称为明朝的终结。因为福王具有亡国之君的典型特征。同样，马士英也比温体仁更像误国的奸臣。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8—229页。③李清：《三垣笔记》下，第8页。④虽然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南明的灭亡应归咎于弘光帝嗜酒成癖，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南京朝廷不愿与农民军联合抗清。相反，弘光帝及其大臣宁愿坐观清军剿灭大顺残余力量。这种作法使清朝在舆论上占据了优势，特别是在大运河沿岸及河南北部等战略要地，南明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促使当地地主豪强转向清朝一边。“借虏平寇”对南明政权来说只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战略而绝非长久良策。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2—144页；又见洪焕椿：《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第84页。①孔尚任：《桃花扇》，第190页。②陈贞慧：《过江七事》，第61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1368—1911年的社会流动》，第44—47页。许多求官者都去求阮大铖帮忙——当然需要花钱——以至其宅第人来人往，如同官衙。一天，李清登门拜访，向门人询问阮大铖是否在家，门人答：“若主人在，车马阗咽矣，如此寂寂耶？”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③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4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42页。④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⑤张捷曾是周延儒和温体仁的同党。《明史》，第3501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73、95页。①《明史》，第13页。杨文尽管曾因贪污而被御史詹兆恒弹劾，但他确实有一定的声望。他在《桃花扇》中将扇上的血迹改画为桃花的艺术形象为后来的中国人所熟知。他是当时知名画家之一，也是董其昌的好友。虽然他是马士英的亲戚，但他与复社人士来往甚密，是祁彪佳、夏允彝的好友，还是几社的创办人之一。弘光政权建立前，他曾任江宁知县。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6页。③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