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忠臣

扬州的忠臣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④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⑤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①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②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③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④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⑤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①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②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③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④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①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②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③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①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②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③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④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①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②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③④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596页（第二三○卷，第3页）。⑤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993页（第一七九卷，第13页）。①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837页（第一一二卷，第30页）。②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07页（第二○二卷，第5页）；第2374页（第二○八卷，第8页）；第2932页（第二六○卷，第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57页（第一五二卷，第9页）。史可法对安庆、六安和庐州的士民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而这些地区的士民对史可法亦怀有同样的感情。史可法高度赞扬了1642年遭到农民军杀戮的庐州士民，见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三九○卷，第4—6页。安徽士民因史可法政绩出色而为他立祠，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575页（第五十六卷，第10页）。③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10页（第二○二卷，第11页）。史可法与后来的曾国藩不同，曾国藩对其幕僚有严格的甄别，而史可法则很随便地接纳新来的人，以求能在众多平庸者中发现一些奇才。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141页。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567—568页。应延吉是优秀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有关他的事迹，见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83、166—168页；应延吉：《青磷屑》第二卷，第5、7页。⑤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861页（第一六九卷，第10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54页（第一七五卷，第16页）。①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11页；第七卷，第9页。②有关这些活动及其一同祭扫先师之墓的描述，见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4、57、58页；第六卷，第11、12、14、15、19、20、24、28页；第七卷，第35页。③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第3页。④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九卷，第24、28—29页。①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3页。诗题为《怀古》。②同上书第十卷，第25—27页。③同上书第十卷，第19页。①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三八七卷，第6—7页。史可法与马士英都在皇帝面前赞扬吴三桂曾杀死很多流贼，建议给吴三桂封赏。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②这位副将到达北京后，发现吴三桂已剃发并被清朝封为王，对与南明结盟之事毫无兴趣。不过这位副将被准许在北京南城进见多尔衮。从他们的谈话中可明了一点，即这位满洲贵族正在考虑南北对峙的可能性。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页。③谈迁：《国榷》，第6118页，又见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页。④谈迁：《国榷》，第6119页。①李清：《三垣笔记》下，第3页。②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2页。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9页。顾诚认为，南明统治者局限于对大顺农民军的阶级仇恨，以至看不到其他出路，比如趁清军攻打农民军时去袭击清军。他们最担心的是农民军与清军联合起来对付南明，因而错过了进行北伐的良机。史可法尤其担心农民军与清朝联合的局面出现。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