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与枪杆

笔杆与枪杆近几天有好几位朋友对于笔杆与枪杆孰为有力之一问题，颇引起激烈而有趣之辩论。据友人某君谈及，以“改弦”（借用《生活》信箱詹詹女士所创造的新名词）轰动一时的某名流曾发过几句妙论，说“文人只配替武人写告示，如越此范围，当然自取其辱。”某名流对于明哲保身之道，可谓透悉三昧，先生对此点有何卓见？
王延龄
答：愚意以为如把笔杆和枪杆分开来讲，这两件家伙实各有其效用，最要紧的是要看用的人为着什么目的用。倘为大多数公众的福利努力而用，都有效用；倘为一己的或少数人的私利而用，都没有效用。这是因为无论笔杆或枪杆，它的最后胜利非有大多数的民众公意为后盾不可，否则虽花言巧语，欺骗一时，作威作福，显赫俄顷，终必破产而后已。如把笔杆和枪杆合起来比较比较，究竟“孰为有力”，倒也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可以答复。某名流说“文人只配替武人写告示”。这是一种见解；拿破仑说一枝笔可抵三千枝毛瑟枪，这又是一种见解。拿翁心目中的那枝笔，当然和某名流心目中的那枝笔迥然不同。几年前国民革命军进达长江流域，飞腾澎湃，所向无敌，一面固靠有黄埔军官学校出来的革命生力军，一面也靠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信仰和宣传工作的根据，这里面如徒有枪杆儿，决无以唤起民众的共同努力；如徒有笔杆儿，也难有这样迅速的声势。在这种情况之下，笔杆和枪杆的力量可以说是几于相等。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近代有力量的革命事业，并非仅恃乌合之众揭竿而起所能办到，必须有理论上的正确根据与信仰为之基础，就这一点说来，说枪杆不及笔杆之更为有力，似乎也不为过。
以上所说是替笔杆张目的话。但我们同时却不得不承认笔杆和枪杆直接对碰的时候，笔杆儿往往不得不吃眼前亏。例如当日军阀用海陆空军打到闸北及吴淞的时候，只有十九路军可以出去挡它几阵。这个时候无论请什么思想大师抗着笔杆往前敌去，只有死路一条！又例如日军阀侵我国的东北，当然又是枪杆得意的例子。我们在外交上今天提出一个抗议书，明天提出一个抗议书，都是在笔杆上做工夫，所得的结果是荒木明目张胆的宣言，说没有和中国政府交涉的必要！这不是笔杆遇着枪杆竟屈瘪到十二万分吗？所以如把眼光缩短起来看，笔杆确有不及枪杆的地方，这是无可为讳的事实。可是如把眼光放远起来看，日军阀不顾公理，靠着枪杆无恶不作，中国固吃了眼前亏，终究是否日本之福，也还是一个疑问！
当然，靠着枪杆可以无恶不作，靠着笔杆也未尝不可以无恶不作。无恶不作的笔杆儿，远之如剧秦美新之无耻，近之如郑孝胥之作歌献媚暴敌，下之如诲淫诲盗的文字，也是那枝笔杆儿在作怪。无恶不作的笔杆儿所得的最后结果，当然是和无恶不作的枪杆儿一样的自掘坟墓。
这样看来，不但在分开来讲的时候，笔杆和枪杆的各有效用须视用的人为着什么目的而用；就是在合起来比较的时候，究竟“孰为有力”，也要看用的人为着什么目的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