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

地名邯州三水县有古豳城，不窋之孙公刘自庆州南入而邑于此笃。《公刘》之诗曰：于豳斯馆。又曰：豳居允荒。是皆公刘创邑之文也。《史记》谓公刘子庆节立国于豳。此误也。迁纪公刘渡渭，龋勰以建其邑，即本诗之涉渭而取厉锻者矣。则豳之荒始已属公刘之世，何待其子庆节乃始建立也耶？《元和志》既指邠州为公刘所居，又指宁州为公刘之邑，则是本祖《史记》而不尝参省诗语也。邠州北境即宁之南境，本同一州，固可通言。若质以唐制，则邠邑在邠州新平县，非庆州也。邠在隋为豳州，至开元例改古文，以豳邠字同，诏古豳字直书为邠，即汉扶风之漆县也。
《诗，大明》曰：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埃。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又曰：缵女于莘，长子维行。《汉志》：郃阳，应劭曰：在郃水之阳。师古曰：合音合，即大雅“在洽之阳”也。《元和志》曰：同州夏阳县南有莘城，即古莘国。文王妃太姒即此国之女也。合阳亦同州属县也。县在合水之阳，合水则《水经》之所谓瀵水者也。别为一派，东流注河，不入于渭。
《孟子》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岐周既为一地，则毕郢之名设尝两出，亦当同在一地矣。《书》曰：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则单言葬毕，不云毕郢也。毕之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则汉刘向言文武周公葬于毕。而师古释之曰：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也。长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阳矣。故《元和志》曰：咸阳县治毕原也。此皆以毕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为渭南者，《皇览》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者，非也。周文冢在杜中。案杜中即杜县之中也。杜县在镐之东，于长安县为东南二十里。此说而果不谬，则毕陌又在渭南也。予于是取此数说者而参求之，长安有毕陌，咸阳又有毕原，则原之为地，亘渭南北有之。故古记于毕皆著文武葬地者，因毕名两出，而亦两传也。此其误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丰，武都镐，丰、镐与杜相属。则《皇览》谓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顺也。文王既葬渭南，则周公葬毕必附文墓矣。《刘向传》臣瓒引汲郡古文为据曰：毕西于丰三十里，则地为渭南甚明。安陵有大冢，《皇览》明指其为秦文王墓〔安陵在咸阳〕，则渭北之“文”冢其不为“周文”而为“秦文”亦可据矣。又唐令狐亘疏曰：周武葬于毕陌无丘陇之处。则武王所葬确在毕陌又可据矣。若夫郢之一地，尤难究的。安陵有程地者，伯休父于此得姓焉。或以《孟子》之毕郢为安陵之毕程，故人多信之。然其理不然也。河南亦有上程聚，盖伯休父族世之在安陵者，随平王迁洛而聚居此地也。则程自为程，元不为郢。安得谓毕为程耶？设使程可名郢，郢在渭北，不与渭南镐聚相属，自无由兼称毕郢也。至于毕原也者，语出左氏，曰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是文王四子分封四国而为四侯者也。毕之与原既非一国，则毕原之语，必因其地有原名毕，故名之以为毕原。而夫原、毕两国未必同在此地也。通《元和》一志，皆李吉甫为之。而周公之墓亦遂两出，一云在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阳县北十三里，则是自相殊异，可以见其不的矣。予故知其展转生误皆起于毕名之两出也。
六月之《诗》曰：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孔疏曰：泾阳，泾水之北也。《长安志》曰：焦获泽在泾阳县北，亦名瓠，同读也。《尔雅》十薮：周有焦获。郭璞曰：今扶风县瓠口也。郑国凿泾水自仲山西邸瓠口是也〔泾阳即池阳也〕。池阳南至丰镐仅六七十里，而严狁居焉安整无畏，则其侵入已深而骄肆已甚矣！且又旁侵镐方以及泾阳，则虽六月而遂北伐，何可缓也？此之为镐，别是一地，非镐京之镐。诗之下文谓吉父来归自镐，而曰：我行永久，此则外次于镐而方得来归之辞也。若元在镐京，则固不得谓“我行永久”矣。况夫镐也方也，正为京邑，亦不容玁狁侵及乎此也。
在云阳县西四十里，郑朴字子真隐于此。杨子曰：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师。即郑白渠出山之处。
在咸阳县东二十里，即秦之杜邮。白起赐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