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左传》

夏四月，取郜（gào）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huó）席，大（tài）羹不致，粢（zī）食（sì）不凿（zuò），昭其俭也。衮（gǔn）冕黻（fú）珽（tǐng），带裳幅（bì）舄（xì），衡紞（dǎn）纮（hóng）綖（yán），昭其度也。藻率（lǜ）鞞（bǐng）鞛（běng），鞶（pán）厉游（liú）缨，昭其数也。火龙黼（fǔ）黻（fú），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yáng）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注释 ⑴宋国太宰华督弑殇公，拥立公子冯，害怕诸侯来讨伐，所以大肆贿赂诸国。鲁国得到的就是郜国的鼎。郜鼎本于宋灭郜时没入宋国，已经是非礼之物。 ⑵夏四月：指鲁桓公二年（前710年）夏季四月。 ⑶臧哀伯：鲁国大夫，又名臧孙达，是臧僖伯之子。 ⑷昭德塞违：昭：显扬。德：道德。塞：堵塞，防止。违：邪恶，错误。 ⑸临照：本谓天日之照耀。多喻指君王的仪范或恩德。⑹或：有时。 ⑺令：好，善。 ⑻清庙茅屋：清庙：肃然清净的庙，即太庙，古代帝王的宗庙。茅屋：以茅草装饰庙的屋顶。 ⑼大路越（huó）席：大路，祀天的车，朴素无装饰。越：通“括”，结，束。结蒲为席。 不致：不用五味调和汤羹，崇尚清淡。 ⑽粢（zī）食（sì）不凿（zuò）：粢：谷物的总称。凿：粳米，一石舂为八斗。 ⑾衮：古代官员的礼服；冕，帽子；黻，蔽膝；珽，玉笏，官员上朝时拿在手上用于记事。 ⑿带：皮带；裳，下装；幅：绑腿。舄：复底而用木的鞋。 ⒀ 衡紞（dǎn）纮（hóng）綖（yán）：衡，结冠冕于发髻上的横簪；紞，帽上的垂物；纮，帽带，绑在下巴上的带子；綖，帽子上的装饰。 ⒁藻率鞞（bǐng）鞛（běng）：藻率，玉垫，外包熟皮，绘水藻图形；鞞鞛，刀鞘上下端的饰物。 ⒂鞶（pán）厉游（liú）缨：鞶厉，束腰的皮带和皮带下垂的部分，游，旌旗末尾的垂饰；缨，马胸前下垂的饰物。 ⒃火龙（fǔ）黻（fú）：黼，礼服上绣的黑白相间如斧形的花纹。黻，礼服上绣的黑青相间如亚形的花纹。 ⒄钖（yáng）鸾和铃：钖，马额上的金属铃铛饰物；鸾，马嚼子上的铃铛；和，车铃；铃，铃铛，多悬于马颈和旗顶。 ⒅五色比象：车服器械的五种色彩，是用来比拟天地四方的。 ⒆寘：同"置"。 ⒇象：仿效。 (21)诛：责备，谴责。 (22)九鼎：相传夏禹所铸的九鼎。 (23)雒：同"洛"。洛邑，西周的东都，在今河南洛阳。 (24)臧孙达：臧哀伯，即姬达。臧哀伯之父臧僖伯姬彄（音抠），字子臧，封于臧，在今郯城县西南。臧僖伯，鲁孝公之子、鲁惠公之兄。

译文 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安放在太庙，这是不合礼制的。 臧哀伯规劝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昭示百官，还怕总有失德的时候，无法将德世代相守，因此显扬最好的道德教化，以训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昭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玉笏，束带、下衣、绑腿、复鞋，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上的装饰，是用来昭示等级上的差别。佩巾画上水藻，佩刀系上玉饰，鞶带垂饰，旌旗的飘带，马系的革带，这都是用来尊卑的等数。服装上下绘绣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画各种形象，这是用来昭示物色。马锡、车横铃、车前铃、旗铃，是用来昭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日、月、星辰，这是用来昭示光明。所谓德行，是要节俭有法度，增减有定数，用图纹形象来表示它，用声音颜色来彰显它，这是用来昭示百官。百官因此戒慎忧虑，而不敢违反法律。现在反而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将受赂的郜鼎安置在太庙，公然向百官展示。百官如果效法，君王又凭什么谴责他们呢？国家的衰败，始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就是仗着恩宠公然收受贿赂。郜鼎在太庙，没有比这更明显的受贿了！周武王灭商时，把九鼎迁移到雒邑去，高义之士中还有人说他不对，更何况把明示邪恶叛乱的赂器放在大庙里，这怎么可以呢？”桓公不听。 周天子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违背礼制，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

评析 本文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本文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