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后汉纪》

"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全书30卷，21万余字。《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