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百日维新

光绪廿四年（1898年）春末夏初，北京充满了蜕变的气氛。因为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光绪皇帝热烈地支持变法。不过守旧的势力则集中向康有为攻击，不但攻击康有为，还攻击与光绪最亲近的翁同龢，使得翁同龢和康有为都不能留住北京城。康有为曾想离开北京，可是又怕翁同龢也被迫出京，则大臣中没有人可以主持变法，于是便写了一个奏折“请定国是而明赏罚”，请御史杨深秀代为呈递，又另外写了一个奏折请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光绪看到了这两个奏折，愈益增加了变法的信心。光绪明了反对的空气也很浓厚，因此便请人转告慈禧说：“儿不能做亡国之君，如不付儿全权，宁愿让位。”慈禧听了很生气，就叫人告诉光绪说：“皇帝要办的事，太后决不阻挡。”于是光绪乃根据杨深秀递呈的奏折，召集全部军机大臣开御前会议，四月廿三日下诏书“明定国是”，这是清王朝末期一篇最重要的诏书，所以抄录在下面：“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是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誉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太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傅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员司员，大内待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第，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这就是光绪正式宣布变法维新的上谕，从上谕的内容和口气来看，很像是康有为草拟的，如果不是康的手笔，也完全是照康的奏折取其精华改写的。接着正戏上演了——光绪廿四年（1898年）四月廿五日，下了另一道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着于本月廿八日豫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于是康有为在廿八日的清晨入朝觐见，他在外书房见到了荣禄，和荣禄先谈了一阵变法的细节和步骤。荣禄和康谈了一会便先上殿见皇帝，光绪问荣禄和康有为谈了没有？荣禄说：“康是辩言乱政。”荣禄退出后，光绪立即召见康有为，年轻的皇帝用兴奋和亲切的颜色和康谈话，先问康的年龄籍贯和出身，然后便叫康陈述政见。康说：“中国已到了存亡的关头，外国侵略是永无止境的。”光绪说：“这都因为我们太守旧。”康说：“皇上既然知道守旧弄得这样糟，就该变法维新。”光绪说：“所以现在非变法不可。”康说：“近年来已有变法，但只是少变，所谓变法而不全变，结果不会有什么成绩的。须要把制度修改，应该先开制度局。”光绪说：“对，对，对。”康说：“臣曾考查过各国变法的情形，参酌中国的情形，哪几项可以施行的，都定出条陈章则，请皇上参考。”光绪说：“你写的条陈章则都很详备。”康说：“那么皇上为什么不颁行呢？”皇帝看了看帘外，停了一会叹口气说：“我受着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呀！”康说：“现在的大患在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是因为用八股作考试文章，学做八股的人不明白世界各国情形，但他们可以靠八股得功名，做大官。现在朝廷里群臣济济，却没有一个担得起革新重任，就因为八股出身的缘故。”光绪说：“是的，西洋人都做有用的学问，中国却做无用的学问。”康说：“皇上既知道八股的害处，那么把八股废了吧！”光绪说：“可以的。不过要办新政财政困难，如何筹款呢？”康说：“中国矿产很多，可以开发，只要开源，不怕没有钱。”于是讲到用人行政，推广社会教育，招抚会匪，译书，派遣留学生和考察专使等等。光绪都点头说：“不错”。最后说：“你可以下去了，还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上奏折。”康出去后，光绪面谕军机大臣：“康有为着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不必由总理大臣代递。百日维新就是指光绪实行新政的103天，时间是从光绪廿四年四月廿三日（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实行变法后，至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政权之日止，前后共计103天。现在把这一期间光绪为了施行新政所颁布的主要上谕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四大类，列述如下：一、政治方面：康有为等新政建议光绪新政上谕内容日期（阳历）诏定国是诏定国是六月十一日禁止妇女缠足命各省督抚劝诱禁止妇女缠足八月十三日下诏求言命大小臣工各抒谠伦以备采择命各督抚保护贤能命遇有士民上书言事都察院毋庸拆阅并不得积压命各省访查通达时务勤政爱国能员八月二日八月二日九月二日九月七日保荐外交人才命各省督抚保荐使才诏选宗室王公游历各国六月十一日六月十二日拟定宪法开国会命各部删去冗例另定简明则例裁詹事府等六衙门酌置散卿以议庶政决心开懋勤殿以议制度七月廿九日九月九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满汉不分诏许旗人经营商业君民合治未颁上谕建设新京未颁上谕断发易服改元未颁上谕二、经济方面：康有为等新政建议光绪新政上谕内容日期（阳历）振兴商务、命各省设商务局六月十二日农业、工业命各地方官振兴农业命刘坤一、张之洞试办商务局命陈宝箴、刘坤一在上海试办机器制造局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命各省农工商分局置造机器命各省兴办农务局、农会，分设丝茶公司七月四日七月廿五日八月廿五日八月廿一日八月九日九月十三日奖励工艺新发明奖赏士民创作新法七月五日开矿筑路颁布振兴工业给奖章程十二款饬盛宣怀赶办芒汉路，并迅办粤汉、沪汉各路在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命胡燏棻筹办京西运销铁路七月十二日六月廿六日八月二日九月十日举办邮政统计全局命洋师及各通商口岸设邮政分局九月十三日大筹巨款行新政命户部编列预算按月刊报九月十六日废漕运未颁上谕裁撤厘金未颁上谕三、军事方面：康有为等新政建议光绪新政上谕内容日期（阳历）裁军练兵命各省陆军改练洋操命八旗汉军均以新法练军命各省切实裁兵、练兵六月十九日七月九日七月十六日力行保甲、举办团练命各省力行保甲七月十六日统计全局、大筹巨款以行新政、练海陆军而强中国命各省严饬地方官办理保甲命各省举办团练命各省筹款添设海军筹造兵轮七月卅日九月五日七月廿八日四、文教方面：康有为等新政建议光绪新政上谕内容日期（阳历）废八股试帖谕自下科始，废八股为策论六月廿三日楷法试士命将经济岁科归伴正科谕此后考试，以实学实政为主，不赁楷法谕变通科举，此后一经殿试，即量为授职，并停朝一场命将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六月卅日七月十九日七月廿一日六月廿八日翻译西书及日本书命各省学堂广译外洋农务书藉七月四日派人留学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本留学八月十八日开设报馆命改《时务报》为官报命在京师筹设报馆七月廿六日九月十二日废淫祠设学校各地书院及不在祠典之民祠改为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命在南北洋设矿学学堂命筹办矿务铁路等专门学堂命妥议海军学堂命各省立农学、工学、商学事宜命各通商口岸设茶务学堂，蚕桑公院命各省兴办小学堂奖励设立学堂七月十日七月三日六月廿日八月十日八月廿一日八月十日九月十一日九月廿九日七月五日新政诏书虽然一道一道地颁布，可是光绪皇帝并无很多的实权，上有慈禧，下有军机处，外面有掌握军权的直隶总督。康有为虽受到光绪特达之知，却只能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无法进入军机处。到了七月廿日，光绪实在感到行新政没有新人帮忙太难施展，于是下了一道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同时又写朱谕给杨、刘、林、谭四人，教他们把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于是，所有新政奏折都交他们审阅，所有新政谕旨，都由他们撰拟。这样一来大家便管他们叫“四京卿”，军机处的实权当时几乎全在他们手中，简直就等于是宰相的地位。如果这种形势真能坚持下去，新政新人都将成为事实了。四京卿中，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则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是湖南浏阳人，曾演绎康的学说写成一本书叫做《仁学》，在南京做候补知府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闭户著书，后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敦促，回湖南办新政。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做总教，唐才常做分教，又创办内河轮船，开矿，筑湘粤铁路，设武备学堂，设保卫局，出版《湘学新报》、《湘报》，开南学会，是维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有学问、有干才、有肝胆、有气魄。光绪和康有为之间碍于体制，不能见面，因此光绪给康的密谕都是交给林、谭二人带去，送到南海会馆康的住处，康的意见也是托林、谭二人转陈。所以有了这个部署，才使新政派和皇帝之间通了声息。康有为的新政派最大的失策，是误以为新政可以凭光绪皇帝的一道一道诏书就能达成。至于守旧派则紧紧地抓往西太后，完全不理会新政的诏书，而各省督抚们更是些老奸巨滑的官吏，他们尽管接到了新政诏书，却并不行动，同时静观慈禧和光绪这场政争，到最后是谁胜谁负。因为当光绪在四月廿三日下“明定国是”诏书后，照理等于宣布变法开始了，可是却又在四月廿七日下了三道完全相反的诏书，这表示慈禧还可以影响朝政，三道诏书是：一、“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二、“上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皆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三、“上谕：署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入题，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这上面三道上谕，可以看出完全是慈禧的主意，也就显示光绪在重大问题和人事上仍必须听命慈禧。由于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又赞成变法，守旧派因之必须去翁为快。照理说慈禧既已归政，照例不必再接见大臣，大臣们也不必特别向太后具折谢恩，现在忽然要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令外官具折，即表示慈禧已经部分临朝亲政了。再说，荣禄是慈禧最宠信的大臣，这时奕已死，荣禄应该取代奕龢地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现在反而叫他去做直隶总督，就表示慈禧要荣禄在天津直接统率当时北洋的三支主力部队（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以从上三项的诏书看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是慈禧的重要部署。新政颁布后不久，光绪为了许多顽固派阻挠新政，曾斥革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个堂官。事情经过是因为有个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请光绪游历日本，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奏，被光绪知道，光绪便借此杀一儆百，把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暹、徐曾沣、曾广汉一齐革职。怀塔布的太太是慈禧的侍从，乃向慈禧哭诉说，光绪要把满洲人都赶走，这更触怒了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