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穷则求变

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一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中国的文人以“知兵”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由于他的“兵书”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学术流派。，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被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潮。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类社会，构成现实世界。在经济学上，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著《校邠卢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急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Alice）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胡礼垣是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陈虬著《治平过议》、《报国录》。他们都主张成立国会，行君主立宪制。此外，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如上海广学会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游北京，先后晤见李鸿章、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恭亲王、刚毅等劝说变法，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个号召，并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他的建议未能为清廷接受。所有这些在野的求变呼声，并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触角能碰到清廷当政者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马关议和，主张迁都再战，变法自强，西法练兵等。虽然他们的要求未被上达，但他们所掀起的狂澜则震动了那个时代。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19日）出世相对、抽象和具体、个别和一般等重要哲学范畴及其关系。提，家世是书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于经世之学，想作中国儒家的圣人。他虽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极强，六岁从番禺蔺凤仪读四书及《孝经》，遂有志于圣贤之学。他好读不倦，先在深山读书，后游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他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变法思想，以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反对。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做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托古书不过是想打倒当时的汉学而已；至于孔子所说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来改变当时的法制。所以康有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便有变法之事，孔子也是一个改革家。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子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清末的新兴力量，共有三大支：一个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北洋正统力量自居，是个彻底反动和投机分子；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是个进步的机会主义；还有一个则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家世业农，13岁以前完全受中国旧式教育。14岁随母赴檀香山念教会中学，三年毕业于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再入奥荷学院。1885年回国，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以成绩各科全部100分毕业，时年27岁。他在求学时，以及毕业后行医时，均致力于民族革命运动。由于他的背景既不同于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不似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间接受西洋文化的皮毛，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运动、革命主张，是既能吸收西方政制文化的优点，又能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的精华。孙中山先生决心从事革命运动是自中国对法战败之年（1885年）开始。那时孙中山先生还在念书，可是已经奔走革命了，这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怪物、疯子、强盗。附和他的同志只有陈少白、尤少绔、杨鹤龄三人，当时人们称之为“四大寇”。其实他们在这一期间只是借课余鼓吹革命，无所忌讳，可算做革命言论时代。甲午战后，清廷的腐败暴露无遗，这时孙中山先生才决定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于光绪廿年（1894年）十月赴檀香山和美洲创立兴中会。表面上只是一个民间讲求富强的学术团体，暗中则布置革命行动，设乾亨行于香港，设农学会于广州，拟以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不幸因为由香港运枪械至广州，被海关搜出手枪600余支，事机败露，同志陆皓东殉难，株连而死的有丘四和朱贵全，被捕的有70多人。这是光绪廿一年九月初九日（1895年10月26日），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潜返香港，但在香港已不能居留，香港英政府以“从事政治活动”把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为期五年。孙中山先生乃偕陈少白、郑士良同渡日本资产阶级哲学学说和派别之一。产生于19世纪上半期，创始，小住横滨，并赴檀香山、美洲、欧洲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这时华侨风气闭塞，对革命的大道理也不十分了解，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过之处不太受华侨欢迎。当孙中山先生由美洲前往英国时，竟在伦敦被清使馆诱捕，扣居使馆，幸得英籍老师康德黎仗义营救，才告脱险。由于这次事件震惊国际间，遂使孙中山先生声名大噪，而在国际间和华侨们都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革命领袖。在这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国内影响并不大，因为这时候正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奔走维新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胆量能接受维新运动已很难得，敢谈革命的实在是微乎其微。这就是当时穷则变的内在形势，至于外来压力呢？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关键，甲午战前，中国虽因鸦片战争于道光廿二年（1842年）和英国订有《江宁条约》，但经过了16年，咸丰八年（1858年）才和英、法两国分别订立了《天津条约》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德拉F沃尔佩（Galvano，又经过了27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与法国订立了《越南条约》，条约中赔款的数字也不太大，所负外债总共不过684万余镑。自从甲午战后，情势日非，俄、德、法三国以压迫日本退还辽东与中国之故，纷纷向满清要求报偿：帝俄强租旅顺、大连，又以华俄道胜银行东清铁路等关系，囊括了满洲大部分权利，蒙古也被视为己物；德国强占胶州湾，要求99年的租借权，同时攘夺山东全省的路矿权利。法国也要求广州湾99年的租借权，同时要求云南和广东、广西不得割让给其他强国。英国在远东的侵略手法非常灵活，一方面租借威海卫以对抗帝俄，并且分减德国在山东的力量；一方面又租借九龙以抵制法国，同时更进一步要求清廷不可把长江沿岸各省租借和割让给别的国家；至于日本，除了根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澎外，由于列强在中国都划分了势力范围，因此便要求把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没有在中国领土上打主意，只从经济上着眼，其对华政策，就是于光绪廿五年（1899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吁请列强同意，也因为这个政策才使当时的中国幸免于被瓜分。可是中国虽未亡国和被瓜分，但因战败而负担的军费赔偿，简直骇人听闻，当时官吏贪污已使人民困顿万分，对外战争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严重担负。由于甲午之战引出了戊戌维新；维新的反动则是庚子拳变。甲午战后16年清朝即趋于灭亡，可见甲午之役影响历史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