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了这位女博士

听说前我国驻比公使国际禁烟代表王景岐氏有个女儿在比京大学肄业，毕业论文为中国禁烟问题，上月初在该校礼堂对论文作公开谈辩，亦即最后试验，她能否“博”一下，这番谈辩当然很有关系，当时考官五人，其中有一位即前年远东鸦片调查团委员之一，谈辩了许久，听众中有一人起来责问，说他在一九一四年在中国亲见遍地罂粟，有违中英一九零七年条约。王女士侃侃而谈：说当时大部分原已肃清，所见或为中国一小隅的，事实深望勿以一隅例全部，这位责问者居然为之折服。结果考官公议授女士以最优等的博士学位。
博士之上还有“最优等”的形容词，像记者这样的土老儿的脑袋，自愧弄不清楚，可是王女士为现在“遍地罂粟”的祖国尚能“侃侃而谈”，我们却不能不佩服她的勇气。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位当时在场，想都不免要替她捏一把冷汗。
在王女士选博士论文时，这不选，那不选，不幸偏偏选着这个最难替中国“侃侃而谈”的题目，到了最后试验的当儿，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否则便“博”不了，这固然是她不得不“侃侃而谈”的理由；但喜欢祖国之获得称扬，不愿祖国之受人轻视，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所苦者，讲到禁烟问题，“遍地罂粟”的祖国实况偏偏和她的这种心理相反，在她虽因那五位考官之莫名其妙，那些听众之凭空折服，获得最优等的博士头衔而归，我们若不将实况改换过来，要想永久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这却是很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本乐于歌功颂德，但若无功可歌，无德可颂，于凄惨环境中强颜欢笑，实所未能，且于实际亦究竟有何裨益？王女士的最优等的博士论文固出于发扬国辉之善意，而记者所欲申述的，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荣誉在有事实上的表现。个人喜誉恶毁，不在钳人的嘴，而在自修，推到一个国家，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