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到新疆去》的几封信

关于《到新疆去》的几封信（一）马旅长给本刊编者的信读《抗战》第三十五号杜重远君《到新疆去》之一文，曷胜怀疑！杜君为号称七君子之一，甚得国人一部分之信仰，此次赴西北视察，关心民瘼，尤为我辈所欢迎，其言论应广瞻远瞩，加紧统一战线，增强抗敌力量，方不负我辈所期。乃于行文之际，疏忽此点，将曹专员所说：“每人每年的担负，到过十二元”之话紧接于“……老百姓担负奇重，每年除掉种种苛捐杂税以外，最大的担负就算回回驻军的派款了”之下，这种粗疏泛略的文气，最容易引起读者以肃州每人每年十一二元之担负尽归于回回驻军之疑！不错，“我们莫有加重肃州的人民担负”，这话我们不能说，问良心我们亦不敢说，但是这另有原因，有暂时不能避免的原因，其担负如何奇重，总莫有到每年每人至十一二元的程度。我们的苦心，我们不必自述，杜君的数字，是根据曹专员得来的，最好请杜君将曹专员所说十一二元的担负种类及项目公布一下吧。再杜君称我们为回回军，可笑，我们只知道是中央军，我亦不必多说理论，就时代说，这一类分化民族统一战线的名词，在现在实在有些危险！请杜君看看，敌人的作法。我们极力泯灭这类名词与动向，恐怕还不能如愿，而竟出于热心民族统一战线的杜君之口。我不愿说杜君看不起我们这一种民族，引起当前的民族问题，来削弱我们抗敌的力量，我只有唾弃环境只有沉闷和惋惜而已！邹先生，我们是莫有见过面的朋友！或者亦是一个同志，望你们努力！望《抗战》进步！这一点文字，是我很客观的写的。
再甘肃的军队甚多，就拿杜君的回回军说吧，部分很多，我驻的是肃州，我只有一旅，我对地方的情形，曹专员一概都知道。革命都不能一蹴而就，况说旁的呢？言论慎重些好，观察客观些好，批评比较些好。
（中央第一百师二百九十八旅马步康启)
（二）曹启文先生给本刊编者的信我给杜先生的这封信，很希望你能在《抗战》上公开发表。因为杜先生的那篇文章，在民族统一阵线对外抗战的现时代，明显的划出民族间的鸿沟，实在有点欠妥，真有纠正的必要。我们都是现时代的青年，国难严重至此，每个人的精力，都应该用在抗战上去，不要为这些小问题，使我们要作的工作发生阻碍。政治上的责任负与不负，实在没多大的关系，换句话说，官可以不作，事总得干，为着写一篇文章，把我们作事的环境变坏了，实在有点不合算，这是我请邹先生公开那封信的意思。
我们未见过面，冒然通信，你不会见怪罢？完。顺祝你为抗战努力
（你未曾见面的朋友曹启文上。三，十。）
（三）曹启文先生给杜重远先生的信重远先生：
《抗战》第三十五号刊载台端《上新疆去》一文，不幸得很！
此文标题与内容，非专为我等而作，但其结果，坏的反应氛围，笼罩在肃州市上，切实点说：足足有三四天的时候，费了相当气力，不能把这氛围消散！好了或者因为我平素行为的关系，出来几位朋友多方解说，终于在一个夜里，把一切不幸与误解，我们两方在谈笑畅叙中消散了，了解了。
我记得那天我俩谈话时，在座还有徐谦和周小舟两先生，你问肃州负担的情形：当时我为你明晰和系统的知道负担情形起见，把平素作好的“地方款岁出岁入”统计表给你看，你看了，首先问我：
“负担何以如此的大？”
我回答杜先生说：
“今年在和理之下，不能不这样。因为：救国公债五万元。官收特货十万两约合洋十六万元。——这是与杜先生谈话时之数目，后来激减为两万两——羊皮统制原定五千张，后交二千张合洋三四千元。他如：修飞机场，公路，社会军训……等，在有形无形之中，使人民负担了较重的数目。这些还是临时的摊款，如加上每年正常约十万左右的负担，不是三十余万元么？以人口九万余平均，每人要担负到三四元之谱。”
“这还了得起！＂你听了我的话，就惊骇似的这样表示。
“这不算重！现在好的多了，要拿民国廿至二十二年，三十六师驻扎此间时说：兵站费一百二十万左右，征兵九千口，每口以八十元计，共七十余万，军服，军械，皮革各厂费约二十万左右，还有民间骡马骆驼损失约在二万以上，若以人口比较，每人每年，岂不要十二三元么！”我是这样告诉你的。你写这文章或者因时间仓迫，省略了分析工夫，招人误会亦是不足怪的！
再这次抗战其理论及方法，我相信你比我还要清楚。你平素说的什么“统一”“战线”……一类文字，我早就拜读过了，此次为何因缘，突然地在此文内写出“回回军”三字？你我的理论，我想差不多，我猛然的看了，就觉得不大顺眼——我甚至怀疑此三字不是你写的，此间驻军对此名词的不满意和质问，我亦认为是应该的，不过因为我俩谈话的关系，其责任几乎在我的身上！先生！我们的抗战，不是进行到第二个阶段？其严重，你是深知的，——尤其是西北，看敌人是怎样作法，我们不应当再为敌人造机会，这是我忠告你的一点重要话，盼望接收，提笔要谨慎！
总之因为这篇文字，引出许多牵扯，我除极力解释外，还望你以后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探讨，眼光要放远大些，思想要比较中和些，杜先生不知以为然否？愿领高明，顺祝为抗战努力！
（弟曹启文启三月十日）
（四）杜重远先生复曹启文先生的信启文先生：
我在《抗战》第三十五期发表《到新疆去》一文内提到你所告述我的几句话，引起小小的误会，实在是始料所不及，万分的抱歉。
我所说的话中引起你们不满的约分两点：一是“回回军”三个字，二是说人民的负担最多的时候每人每年到过十一二元。关于这第二点，你已承认说过老百姓的负担的确到过这数目，不过问题是在全部负担，或单是驻军派款。我想这点你已经替我说明，因为时间仓卒，稍欠分析工夫，我的原意是捐税连驻军派款在内是十一二元，所以原文说每年的负担到过十一二元，而并没说每年的派款到过十一二元。中国的文意有时双关，意义不甚清楚，这点我确承认，好在这次你又替我开了一张详细的单子，这种误会总可以解除了吧。
至于所谓“回回军”三个字，在我的主观上决无恶意存在其中，因为带兵的系回族，而兵士亦多回族，普通人都称为“回回军”，如一般人称东北军，西北军，或广西军，以示区别的意思，并不含有轻视的意思。而且虽称为回回军仍不失其为国军，这与东北军或广西军仍是国军有同样的意思。来函所谓眼光思想等等，固愿彼此共勉，但与这次的事可谓无涉，想你必能谅解的。
（杜重远敬复。三，卅一，汉口。）
我们承蒙马旅长和曹启文先生寄下指教的信，非常感谢。马旅长和曹启文先生的信，我们都一字不改地在这里公开发表了出来，倘若读者以前有不免误会的地方，经过他们的公开解释，在读者应可完全明瞭了。
关于杜重远先生的文字，他自己已有负责的说明，记者不必多赘，不过可以顺便提及的就是我们向来主张国内各民族平等，这是在本刊上关于讨论民族问题的文字中可以复按的。回族也是我们的同胞，在我所敬爱的好友里面也有不少是回族同胞。我们和回族同胞只有敬爱的观念，绝对没有丝毫的“看不起”的存心，我相信马旅长和曹启文先生对于这一点一定是能够谅解的。自全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开展以来，回族同胞英勇参加抗战的热诚，在事实上也引起全国的敬意。我们都是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我们当然需要相敬相爱，共同携手前进的。此外有一件小事想附带更正的，马旅长信里所提及的“七君子”，不知是否指记者和几位朋友同时被捕的事，倘若是的话，杜重远先生却不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个名称，记者和同时被捕的几位朋友也不敢当，因为我们几位朋友不过是凑巧在一处同时被捕，参加救亡的同志很多，并不限于我们七人，所以我们不愿有特别的称呼，这当然和马旅长及曹先生所指教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顺便提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