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

四、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七月三十日补记）
前作答觐庄之白话诗，竟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觐庄来信：（二十四日）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又曰：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又曰：
其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言！
觐庄历举其所谓新潮流者如下：
文学：Futurism，Imagism，FreeVerse
美术：Symbolism，Cubism，Impressionism
宗教：Bahaism，ChristianScience，Shakerism，FreeThought，ChurchofSocialRevolution，BillySunday
〔中译〕文学：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自由诗。
美术：象征派，立体派，印象派。
宗教：波斯泛神教，基督教科学，震教派，自由思想派，社会革命教会，星期天铁罐派。
余答之曰：
……来书云，“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此一语中含有足下一生大病。盖足下往往以“耳已闻之熟”自足，而不求真知灼见。即如来书所称诸“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门外汉所能肆口诋毁者也……足下痛诋“新潮流”尚可恕。至于谓“今之美国之通行小说，杂志，戏曲，乃其最著者”，则未免厚诬“新潮流”矣。……足下岂不知此诸“新潮流”皆未尝有“通行”之光宠乎？岂不知其皆为最“不通行”（Unpopular）之物乎？其所以不通行者，正为天下不少如足下之人，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而痛绝之故耳。……
老夫不怕不祥，单怕一种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乃真人间之大不祥已。……
叔永来信亦大不以吾诗为然。其书略曰：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
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吾人何必说西方有长诗，东方无长诗？但将京调高腔表面而出之，即可与西方之莎士比亚、米而顿、邓耐生等比肩，有是事乎？……
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三立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此种皆薰莸之不可同器，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非古之谓也）之文学，更无吾侪厕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见听，则请他方面讲文学革命，勿徒以白话诗为事矣。（廿四日）
吾作一长书答叔永，可三千余言，为录如下：
叔永足下：
本不欲即覆足下长函，以不得暇也。然不答此书，即不能作他事，故收回前言而作此书。
足下来书忠厚质直，谆谆恳恳，所以厚我者深矣。适正以感足下厚我之深，故不得不更自尽其所欲言于足下之前。又以天下真理都由质直的辩论出来，足下又非视我为“诡立名目，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者（老梅来函中语），若不为足下尽言，更当向谁说耶？
足下谓吾白话长诗，为“完全失败”，此亦未必然。足下谓此“不可谓之诗。盖诗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词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然则足下谓吾此诗仅能“押韵”而已。适意颇不谓然。吾乡有俗语曰“戏台里喝彩”，今欲不避此嫌，一为足下略陈此诗之长处：
第一，此诗无一“凑韵”之句（所谓“押韵就好”者，谓其凑韵也），而有极妙之韵。如第二章中“要”“到”“尿”“吊”“轿”“帽”诸韵，皆极自然。
第二，此诗乃是西方所谓“Satire”者，正如剧中之“Comedy”，乃是嬉笑怒骂的文章。若读者以高头讲章之眼光读之，宜其不中意矣。
第三，此诗中大有“和谐之音调”。如第四章“今我苦口哓舌”以下十余句，若一口气读下去，便知其声调之佳，抑扬顿挫之妙，在近时文字中殊不可多见（戏台里喝彩）。又如第二章开端三十句，声韵亦无不和谐者。
第四，此诗亦未尝无“审美”之词句。如第二章“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第三章“这都因不得不变，岂人力所能强夺？”……“正为时代不同，所以一样的意思，有几样的说法”；第四章“老梅，你好糊涂！难道做白话文章，是这么容易的事？”此诸句哪一字不“审”？哪一字不“美”？
第五，此诗好处在能达意。适自以为生平所作说理之诗，无如此诗之畅达者，岂徒“押韵就好”而已哉？（足下引贾宝玉此语，令我最不服气。）
以上为“戏台里喝彩”完毕。
“戏台里喝彩”，乃是人生最可怜的事，然亦未尝无大用。盖人生作文作事，未必即有人赏识。其无人赏识之时，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对得起自己，全靠此戏台里之喝彩耳。足下以为然否？
今须讨论来函中几条要紧的议论：
第一，来函曰：“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此大谬也。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案头适有放翁诗，略举数诗如下：
一温温地炉红，皎皎纸窗白，
忽闻啄木声，疑是敲门客。
二少时唤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
忘尽世间愁故在，和身忘却始应休。
三太息贫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
春忧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过年。
四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西陌且闲游。
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
五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六一物不向胸次横，醉中谈谑坐中倾，
梅花有情应记得，可惜如今白发生。
七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
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
凡此皆吾所谓白话诗也。至于词曲，则尤举不胜举。且举一二首最佳者：
（一）山谷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
——《望江东》
（二）稼轩有得许多泪，更闲却许多鸳被；枕头儿放处都不是。——旧家时，怎生睡？更也没书来！那堪被雁儿调戏，道无书却有书中意：排几个“人人”字。
——《寻芳草》
（三）柳永（上阕略）……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侮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昼夜乐》
至于曲，则适在绮时曾写《琵琶记》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胜数。适此次作白话长诗，其得力处都在《杂剧》。
总之，白话未尝不可以入诗，但白话诗尚不多见耳，古之所少有，今日岂必不可多作乎？
老梅函云：“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请问“词曲”与“诗”有何分别？此其“逻辑”更不如足下之并不认白话词曲者矣。
足下云：“宋元人词曲又何尝尽是白话？”适并不曾说宋元词曲尽是白话，但说宋元人曾用白话作词曲耳。《杂剧》之佳，而全用白话填词者，以《孽海记》为最妙。
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第二，来函云：“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吾人何必说西方有长诗，东方无长诗？但将京调高腔表而出之，即可与西方之莎士比亚、米而顿、邓耐生比肩，有是事乎？”此足下以成败论人也。京调髙腔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吾尝闻四川友人唱高腔《三娘教子》，其词并不鄙劣。京调中如《空城计》，略加润色，便成好诗。其《城楼》一段，吾尝听贵俊卿唱其所改定之本，乃大诧其为好诗。又吾友张丹斧尝用京调体为余作《青衣行酒》一出，居然好诗。又如唱本小说，如《珍珠塔》《双珠凤》之类，适曾读过五六十种，其中尽有好诗。即不能上比但丁、米尔顿，定有可比荷马者。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用京调高腔著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谋生，故名士如高东嘉、关汉卿之流，皆肯作《曲》，作《杂剧》。今之京调高腔，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髙腔京调之不幸也。
京调中之七字体，即诗中常用之体。其十字句，如“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大可经文人采用（佛书有用此体者）。他日有机会，定当一研究其变化之道，而实地试验之，然后敢论其文学的价值也。十字句之佳处，以文字符号表之，略可见一斑：
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
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
与上文所引
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
即如此三句中，文法变化已不一。况第一句仅有九字，其第十字仅有音无字，唱者以读之，则其不为体格所拘束可知也。
且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亚，即当时唱京调高腔者乎？莎氏之诸剧，在当日并不为文人所贵重，但如吾国之《水淋》《三国》《西游》，仅受妇孺之欢迎，受“家喻户晓”之福，而不能列为第一流文学。至后世英文成为“文学的言语”之时，人始知尊莎氏，而莎氏之骨朽久矣。与莎氏并世之倍根著“论集”（Essay），有拉丁文、英文两种本子。书既出世，倍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当赖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则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传诵耳，不足轻重也。此可见当时之英文的文学，其地位皆与今日之京调高腔不相上下。英文之“白诗”（BlankVerse），幸有莎氏诸人为之，故能产出第一流文学耳。
以适观之，今日之唱体的戏剧有必废之势（世界各国之戏剧都已由诗体变为说白体），京调高腔的戏剧或无有升为第一流文学之望。然其体裁，未尝无研究及实验之价值也。
第三，来书云，“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此论最谬，不可不辨。吾绝对不认“京调高腔”与“陶谢李杜”为势不两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梦想中文学革命之目的，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的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高腔高调做诗；又须令彼等皆能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高腔京调的陶谢李杜。换言之，则要令陶谢李杜出于白话高腔京调之中。
（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而为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谢李杜。何也？时世不同也。
（四）我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谢不似李杜的白话高腔京调。与其作一个作“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盦，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
此四条乃适梦想中文学革命之宣言书也。
嗟夫，叔永！吾岂好立异以为高哉？徒以“心所谓是，不敢不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足下以此意为吾序之，或更以足下所谓“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者为吾序之，何如？
吾诚以叔永能容吾尽言，故哓哓如是。愿叔永勿以论战之文字视之，而以言志之文字视之，则幸甚矣。
适之七月廿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