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徙都陈初楚、秦在江南地的激烈争夺

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在郢都沦陷前五个月，楚庄王之后庄辛曾尖锐指出，由于楚顷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楚顷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庄辛的话，又把他请来求教。庄辛说：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接着，以蜻[虫今]、黄雀、黄鹄为例，它们“自以为无患”，却无一不丧身于“射者”之手，作为国君，如“专淫侈靡”、“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不免会国破家亡。庄辛这番要见安思危、亡羊补牢未为迟的富有哲理性的谈话，“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忄栗]”，决心振作起来，“以执[王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谋之人。在此同时，楚顷襄王又与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县）会见，避免秦的继续进攻，解除了“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战国策·秦策一》。）的威胁。楚国君臣考虑到陈传为“太昊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历史悠久，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自楚庄王以来，三次攻陈灭陈，苦心经营，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诸国，互为依靠，故随后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称“陈郢”。楚顷襄王定都陈后，接受庄辛等的劝告，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在西线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载，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说明在此前，楚举行反攻，曾收回了此两地。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当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说明楚顷襄王又再次组织了反攻。此江南，从秦国地理位置看，当指原巫、黔中郡一带。其时，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晋，给楚国以可乘之机，故能反自江南。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这次反攻，声势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能“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称之“江南”。楚、秦对江南地如此激烈的争夺，应与庄西入滇策应有关。由于秦大力争夺和固守这一地带，这一年，庄因无路得返，无法与本土呼应共击秦，只得“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都今云南晋宁。从此，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从晋宁石寨山西汉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历史上的庄滇王和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对滇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发掘上得到了证实。楚顷襄王在徙都陈之初与秦在江南地的争夺，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楚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在与秦一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弃了对西线的争夺，远离本土，“东伏于陈”（《战国策·秦策一》），被动挨打，楚国也就进一步衰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