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之派别

史学上有两大派别焉：一曰记述主义，一曰推理主义。而此两大主义必俟时间（年代）、空间（地方）之观念明确，然後能发达进步。吾国自周共和以後，始有《春秋》，既以年代相次，又以地方区别。然吾人今日所见，惟有孔子所修之《春秋》，其未修之各国《春秋》，如《鲁春秋》、《燕春秋》等皆已亡灭，其体例若何，不可论列；故其主义若何，亦不可悬断，然大概不外乎记述主义而已。——前章言史学之发端，有两元之倾向，即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也。自然主义发端爲谱系，其进步爲年代记；理想主义发端爲英雄诗，其进步爲纪传。此两主义皆包於记述主义之中。理想主义渐次进步，即爲推理主义——自孔子修《春秋》，一再相传，於是记述主义与推理主义两派始并立。记述主义爲《左氏春秋传》，推理主义爲《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其後记述主义，大形发展，而推理主义，则自汉以後，渐次衰微焉，盖记述与推理两主义，其发展之难易，各不相同。记述主义所凭藉，於史料精塙别择之外，有言语学（吾国之文字学）、古文书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谱系学、考古学等爲之补助，而又有政治学术之常识，即足以胜任。推理主义，则於记述主义所凭藉，固须全具；又必有哲学、社会学等爲之基础，於物心两界及宇宙全体，透澈憭悟，乃能成立而发展。吾国既无有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故推理主义不能发达，而记述主义，则累世扩张，颇有进步之可言。此章所述，仅属记述一派，且仅属此派外形发展而已。至於记述、推理两派之方法，与其利病得失，则当别爲篇以论之矣。
吾国记述主义之史学，自春秋以迄今兹，自形式上言之，则当类别如下：
一、以时区别者，谓之时代史，吾国谓之编年史，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如《资治通监》《续资治通监》
乙、单独的如《春秋》《左氏春秋传》《汉纪》
二、以地区别者，谓之地方史，吾国谓之国别史，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如《十六国春秋》《三国志》《九国志》
乙、单独的如《越絶书》《华阳国志》
三、以人区别者，吾国谓之传记，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如《列女传》《高士传》
乙、单独的如《东方朔别传》《诸葛武侯传》
四、以事区别者，大别之爲政治史与文化史，其类例滋多，分举如下：
政治史
甲、综合的如《通典》《五礼通考》
乙、单独的
法制如《唐六典》《宋百官春秋》（亡）《选举志》（亡）
经济如《元和国计簿》（亡）《大和国计》（亡）《康济録》
法律如《条钞晋宋齐梁律》（亡）《庆元条法事类》
军事如《历代兵制》《马政纪》
社党如《元佑党人传》《社事始末》《东林列传》
外交如《三朝北盟汇编》《国朝柔远记》
文化史
甲、综合的如《别録》《七略》《七録》《子略》
乙、单独的
学术如《宋元学案》《汉学师承记》《畴人传》
宗教如《神仙传》《高僧传》《开元释教録》
文学如《文士传》（亡）《诗评》《乐府杂録》《録鬼簿》
艺术如《历代名画记》《画徵録》《印人传》
农业如《齐民要术》《桂海虞衡志》《闽中海错疏》
工业如《陶説》《景德镇陶録》《刀剑録》《砚史》
商业如《通商集》（亡）《广南市舶録》（亡）
风俗如《桂林风土记》《岳阳风土记》
五、混合各体者，吾国谓之正史，如本纪、年表之区别以时，世家之区别以地，列传之区别以人，书、志、汇传之区别以事，亦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旧称通史）如《史记》《通志》
乙、单独的（旧称断代史）如《汉书》《明史》
六、以事之本末区别者，亦分爲二类：
甲、综合的如《通监纪事本末》
乙、单独的如《三藩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
上述六例之外，如起居注、实録等作，仅足以供史材；如通考、会要等书，仅足以当策案，皆不足与於史学之林。而此六类之史，皆由简单而趋於复杂，又由混合而趋於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时代分）、《国语》（以地方分）、纪传（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皆先《史记》。以人分）、书（如《洪范》、《吕刑》，亦开《史记》八书之体。以事分），而後有《史记》、《汉书》，此由简单而趋於复杂者也。先有《史记》、《汉书》之书、志、汇传，而後有各种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趋於分析者也。兹略述各种发展之次叙，与夫史学之对象与目的，然局於时限，亦不能详也。
一编年史西周之时，记载事实，时间之观念未明，故无编年之史。自共和以後，始有《春秋》，然各国史记，皆藏周室（见《史记·六国表》）。秦既得意，烧之尤甚。盖当时国典，自史氏外，齐民不得上窥此秘籍也。迨孔子修《春秋》，於是史记始布民间，编年贻於後世，不与周室俱亡，此则孔子之功足以垂诸不朽者也。
今之言史学者，有区爲历史文学、历史哲学、历史科学三阶级者。孔子之《春秋》，无哲学、科学之观想，而文学则颇有可言，盖孔子之《春秋》本由《诗》出也。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诗》主美刺，而意在言外；《春秋》主褒贬，若就一辞一句观，而不比例以相考较，亦不能得其言外之意也。由此言之，《春秋》由《诗》出，彰彰明甚，谓爲历史文学，谁曰不宜。
《春秋》既爲历史文学，故欲推其言外之意，遂至人人异见，人人异辞。左氏之五十凡，公羊氏之三科九旨，各张类例，以説《春秋》，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前贤谓“《诗》无达诂”，吾谓《春秋》亦然，盖文学之性质本如是也。司马迁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然其所指，皆在言外，亦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而已。唐韩愈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苟能见其终始，虽三传束阁，蔑弃师法，亦何尝不可各寻其端绪，以自成一家之言？故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爲幼稚之史学也。而犹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见《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吾未敢信也。
《春秋》之微言大义，虽如《公羊》所设之三世，由据乱而昇平，由昇平而太平，颇有合於进化之哲理，他若《谷梁》之所传道，亦多有合乎哲理之言。然既非孔子所明言，则亦等於各人所创获，惟左丘明恐人人各自以其意，以测孔子之言，异其端，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使人因实事而观言，不因空言而求意，以与实事相背缪。於是记述之史学出，编年之文法定，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惟左丘明始能实践此言矣。
孔子之《春秋》，杜预所谓“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非疏明其事之本末，不足以明其真相，憭其义旨。故左丘明之作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後经以终义（杜预説），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刘知几説）。既以五十凡释经，又有“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七类，以曲畅其义，使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杜预説）。盖传之本字作专，爲六寸簿，意在解经，惟因经之言，而因着其事，使兴亡之原委，经国之谋谟，风教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彰往察来，钜细毕陈，此後世作史者所以奉爲模楷也。
《史通·二体篇》论《春秋》之得失，以爲“系日月而爲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於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爲长也。至於贤士贞女、高才儶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説，如绦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録，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顔囘，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爲短也”。案：刘氏论《春秋》之短长，其言颇谛。盖编年史之所长，即在明时间之观念，叙事实之终始，使人寻其因果，以明事理。至其史学之对象，弊在局於政治，未覩社会之全体，此史学初兴之际，所不能免之弊也。
有孔子之《春秋经》，而後有左氏之《春秋传》，传以释经，尚非纯爲史体，至汉荀悦作《汉纪》，始有独立之编年史，自是每代各有斯作，起自後汉，迄於有明，或谓之春秋（如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等），或谓之纪（如袁宏《後汉纪》、干宝《晋纪》等），或谓之略（如裴子野《宋略》等），或谓之典（如何之元《梁典》等），或谓之志（如王劭《齐志》等），名虽各异，皆依《汉纪》以爲准的。至宋司马光撰《资治通监》，则爲编年之通史，以与《汉纪》等之断代编年史相别。若纯学孔子之经者，则惟僞托之王通《元经》，纯学左氏之传者，则惟僞托之薛收《元经传》。兼学孔子之经与左氏之传者，则有朱熹之《通监纲目》。其中荀悦、司马光，尚有创作之才，其他则陈陈相因，谨守成规而不敢越，在史学上无进步之可言。至詈王通之拟经，以爲淫名僭号，罪甚扬雄，则拟者与詈者，皆拘执不通者也。
二国别史今世之言历史哲学者，类以普徧史爲归。然亦不废国别史，以非有国别史，则普徧史亦无所取材焉。吾国当一统之世，帝王在上，虽诸国分封，各自爲政，然史体所尊，在一正朔。故孔子之时，虽有百国《春秋》，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必以周正爲归也。左丘明既爲《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説，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於鲁悼公，别爲《春秋外传国语》，合爲二十一篇（刘知几説。案：谓左丘明撰《国语》，説本《史记》、《汉书》），盖《春秋》以时间观其通，《国语》以空间观其别也。
上言《春秋》爲历史文学，《国语》亦然。盖春秋之时，虽有百国《春秋》，然国自爲史，未闻聚国别之史而荟萃爲一书也。曰《诗》，有十五《国风》，於是《国语》因之而出。余尝爲《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国语》之源流，以爲“刘知几作《史通》，胪陈六家之史，明其条贯，着其源流，则以《左传》爲编年之祖，《国语》爲国别之宗，分析史法，可谓精矣。若夫剖析而言，《左传》多叙记之文，原始要终，钜细毕见；至其记载言论，大抵甄综典礼，折冲尊俎，间以策命之文多爲事而发，故名篇钜制，十之三四而已。《国语》则多论议之文，其所记注事端，大部爲语而发，简而不繁，其重在语，犹《论语》也，分国而载，故称《国语》。其书上追《国风》，下开《国策》，欲观全周列国之文章，此三书爲其渊薮矣”。观此则《国语》爲历史文学，殆非附会之言乎。
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云：“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礼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马《史》班《书》已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监》，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又谓《文监》始有意於政治，《文类》乃有意於故事，与《文选》、《文苑》意在文藻，不徵事实者异）。章氏谓吕祖谦之《宋文监》，苏天爵之《元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余谓不然。《文监》、《文类》断代爲之，实仿虞夏商周之书，爲《尚书》之支流，与孔衍之《汉尚书》、《魏尚书》，王劭之《隋书》，同类并观可矣。孔、王之书，今虽不传，《史通》谓“王劭《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説》”。斯其徵也。若《国语》、《战国策》国别爲之，始可谓爲演风《诗》之绪矣。
《国语》而後，则有《战国策》，其体例甚相似。孔衍之《春秋後语》，亦其流也，若司马彪之《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实爲後世地方统志之权舆，惟其书亡佚，十存一二，无由论议，後世史家，体例淆乱，名实纠纷，刘知几《史通》云：“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爲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於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观夫陈寿《三国志》、路振《九国志》，名爲国别，实则纪传；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其书亡佚，无由置论（萧氏《春秋》近有辑本，崔氏《春秋》，宋时已散佚，今所存者，有二本，皆爲後人辑録拟作）。吴任臣《十国春秋》，体爲国别，论名则编年，故名《春秋》，观其所载，则仍爲纪传，附以考表，且其中或爲本纪，或爲世家及传，隐然有正统偏霸之别，淆乱纠纷，盖莫甚於此者矣。
有史以来，惟今日之世界，足以当普徧史之目，其余诸国之史，荟萃以观，皆国别史也。若统一大地，则自古至今，实未尝有，正统偏霸之分，皆小智自私，坐井观天之语耳。中国以赤县神州之内，自视爲天下尽此，而又以国土爲帝王之私産，於是正统偏霸之説出焉。其实魏、蜀、吴三国相等耳，帝魏帝蜀奚争焉？吴、南唐、前蜀、後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十国与夫梁、唐、晋、汉、周五国相等耳，帝五代帝南唐奚争焉（《五代史》帝梁、唐、晋、汉、周，《续唐书》帝南唐）？惟明夫国别之义，则此等自大之私见捐，而平等观察之公心出矣。
明夫国别之义，则晋与十六国皆国耳，作史者不必重晋而轻十六国，置之载记之列，而十六国之史亡，五代与十国皆国耳，不必重五代而轻十国，置之世家之列，而十国之史微，观夫东晋、宋、齐、梁、陈与夫北魏、北齐、北周等史，并驾齐驱，则其成效之彰明较着者也。
有国别史之实而无其名者，其惟《明一统志》、《清一统志》乎。司马彪之《九州春秋》以州爲纲，《一统志》则汇集各省书而作，以省爲纲，故其实皆同，所不同者，惟一统与割据耳，要其史法则相类焉。
三传记上言以人区别者，谓之传记。盖传记初无区别，如《陈留耆旧传》（魏苏林撰）、《襄阳耆旧记》（晋习凿齿撰）、《列女传》（汉刘向撰）、《女记》（晋杜预撰）、《裴氏家传》（宋裴松之撰）、《虞氏家记》（虞览撰）、《王君内传》（华存撰）、《刘君内记》（王珍撰）、《东方朔传》《毋丘俭记》（以上诸书均见《隋书·经籍志》），至於後世，始以録人物者谓之传，叙事迹谓之记，分疆划职，似有不能相通者矣。
原夫传记之始，多由传述师説，记载经义而起，如《易》、《诗》、《书》、《春秋》皆有传，《礼》、《乐》皆有记。传之本字爲专，爲六寸簿。古者书用简册，长二尺四寸者爲经。六寸之簿，便於札记，师弟之间，口相授受，记之於簿，以备遗忘，故或谓之传，或谓之记，或兼称传记。《易》、《诗》、《书》、《春秋》固有传，亦有记，如《诗》有《齐杂记》，《春秋》有《公羊顔氏记》，《礼》、《乐》固有记，亦有传，如《礼》有《丧服传》、《周官传》是也（上引各书，皆见《汉书·艺文志》）。兼称传记者，则有刘向《五行传记》、许商《五行传记》（见《汉书·艺文志·尚书下》）、锺离岫《会稽後贤传记》（见《隋书·经籍志》）是也。着传记之作，或记故训，或记故事，如《诗毛氏传》，则主记故训，《春秋左氏传》，则主记故事，《韩诗内传》，则主记故训，《韩诗外传》则主记故事，然则传记之范围，本甚广泛，不以人与事限也。
司马迁作《史记》（《史记》本名《太史公》，见《汉书·艺文志》。然《六国年表》及《太史公自序》已有《史记》之名矣）。其後有《东观汉记》，薛莹《後汉记》。记或作纪，如环济《吴纪》、刘陟《齐纪》；纪又作志（记、志、识、志同谊），如陈寿《三国志》、卢宗道《魏志》，则记亦爲史之大名，而传则专属於人，而爲记之附庸，此爲传记之一变。自班固作《汉书》，志以记事，传以记人，实开後世记以记事、传以记人之端。然六代之时，则固未尝分别也，如《鲁国先贤传》、《襄阳耆旧记》、《武昌先贤志》（皆见《隋·志》），则传、记、志又何异乎？自唐以後，始渐以传专属人，记专属事，此又传记之又一变矣。兹所论者，则惟以人爲单位之传记，其他固别有专属也。
以人爲单位之传记，其最古者，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已见上引）、《高祖传》、《孝文传》（见《汉·志》），其书皆亡，不可得而论，其後传爲正史之一体，当别专论。至於单行之传，汉时则有《列女传》，魏晋南北朝之际，《列女传》之作，实繁有徒（如顼原、皇甫谧、綦母邃、杜预等各有撰述）。他若《童子传》（王瑱之撰）、《幼童传》（刘昭撰），亦属此类。而其最盛行之传，更有三种，一曰别传，二曰家传，三曰地方先贤耆旧传。（又有杂传一类，如《梁书·任昉传》云，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隋书·经籍志》有贺纵《杂传》四十卷，陆澄《杂传》十九卷，其他无名氏所撰《杂传》见於隋、唐《志》者尚多，今皆亡佚，不具论。）
别传之作，大都书其逸事，纪其异闻，以别於史传。《隋书·经籍志》《东方朔传》八卷（当作《东方朔别传》），此爲别传之始。《汉书·东方朔传》曰：“凡刘向所録朔书，俱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顔师古注云：“谓如朔别传，皆非实事。”今按《艺文类聚》诸书，引朔别传，类皆奇言谑语。故班固《东方朔传赞》亦谓“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於衆庶，儿童牧竖，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隋·志》又有《管辂传》三卷，管辰撰（当作《管辂别传》）。《三国志·管辂传》注“弟辰撰辂别传”。所引诸事，亦皆奇诞。盖魏晋南北朝之时，别传至多，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唐宋类书及史注所载别传，凡一百八十四家，皆不见於《隋·志》，窃谓别传之作，实爲小説之流，班固所谓“小説家者流，盖出於街谈巷语、道听涂説者之所造。”《汉书·艺文志》小説家有《伊尹説》、《鬻子説》、《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説》，盖爲别传之宗。别传之外，又有所谓内传、外传者，如《汉武内传》、《邺侯外传》等亦其流也（《太平广记》等书所引唐宋以来内传、外传甚多）。下至今坊间所行之《西太后传》、《袁世凯传》亦属此类。若论其弊，则宏奬怪乱，增益诬谤；然在史讳饰家传谀佞之世，则此等小説、野史之属亦时有述其真相者，作史者所不能废也。
家传之作源出於谱牒。《杨氏家谱》（见《隋书·经籍志》，又有《京兆韦氏谱》、《北地傅氏谱》、《谢氏谱》、《苏氏谱》等），《扬雄家牒》（《艺文类聚·礼部》、《太平御览·礼仪部》，均引之），此爲家史之总体。谱牒之中，有状、有记、有碑、有传，故家传者，谱牒之一体也。三国之时，有《王朗王肃家传》，其後家传之作，见於隋唐《志》者，不可胜数，唐宋以来，爲古文者，如韩愈、欧阳修辈，类以爲人作碑传，致来谀墓之讥。盖家传之作，例必请名人爲之，金帛之赠，名曰润笔，公行贿赂，请作佳传，有褒无讥，以诬来世。故自家传盛行，而国无信史。盖後世修史，往往据家乘以立传也。黄宗羲爲《明史案》，隐括以三例，“国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而已”。足以见家传之价值，仅等於国史之起居注与实録而已。盖此等记载，例皆讳饰而不敢记实者也。
地方先贤耆旧传，其源亦出於小説。《汉书·艺文志》小説家，有《周纪》、《周説》之属，道於诵训之职，采於黄车之使，方志郡书，即由此出。自汉赵歧撰《三辅决録》，圈称作《陈留耆旧传》，魏晋以来，此风遂盛。魏有周斐《汝南先贤传》，苏林《陈留广耆旧传》，吴有陆凯《吴先贤传》，晋有陈寿《益部耆旧传》，范瑗《交州先贤传》，其例不胜枚举。今所存者，惟有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等数种而已。盖自宋明以後，地方之志繁兴，耆旧先贤传记，皆孕包於志内，故其作遂衰。原其始作之意，不过妙选英贤，爲地方之表率，作後学之楷模而已。及其弊也，标榜之习，僞饰之风，亦所不免；而地方之弊俗戾风，亦不敢有所纪载，以获罪於乡里，盖与家传同其弊也。然後世徵考文献，欲以窥其地方文野之度，社会得失之林，则亦足以见其一斑，与正史同其价值焉。
四政治史与文化史凡百学术，皆由混合而趋於分析，前既言之矣；政治史与文化史亦不外此例。自班固创十志，博稽历代政典；刘向作《别録》，网罗累世学术，於是分门别类，各有专着。虽学术之科条未清，进化之轨迹不显，仅胪陈事实，详爲记载，然苟以科学之律，精爲分析，善爲部勒，则自可成爲良史，然则其创始之功，储材之绩，亦不可没也。此篇事类较多，文亦稍繁，故分爲甲乙二章。
甲政治史自《禹贡》详地方之制，陈赋税之要，《吕刑》言刑法，《周官》详职官，似已爲政治史之权舆。然此诸作，仅爲一代之法规，未尝详溯渊源，实未足以言史也。司马迁八书，已亡其三（礼、乐、律三书），其所存者，惟《封禅书》略言因革，余皆不详。惟班固十志，每言大政大法，必追述古始以讫於当时，故《汉书》虽属断代，而十志则实爲政治之通史也。降及唐代，杜佑作《通典》，颇有条贯，观其序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设职官，然後兴礼乐焉；教化堕，然後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爲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其书网罗宏博，评议精简；虽其铺陈政制，不能详其创造之因、与其施行之果，未免有取貌遗神之憾；然其整理之精，规画之宏，亦有足多者。至於清代，逐秉其遗规，有《续通典》、《清通典》之作，已不能及其简要。若夫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秦蕙田之《五礼通考》，虽亦爲政治之通史，然或近策案，或等类书，其条贯不及《通典》远矣。
法制之史，其完备者尠，《百官春秋》、《选举志》等书散佚已久，不可得而论，惟《唐六典》一书，差足备数。其书虽仿《周官》而作，然《周官》仅叙一时之制，《唐六典》则自唐虞而下，损益沿革咸具焉（《唐六典》凡唐制则大书；历代之损益沿革则细书於下）。其流又有二：一爲会典，如《明会典》、《清会典》等，其体亦略仿《唐六典》，惟其损益沿革，仅详本朝。一爲《历代职官表》（清乾隆时永瑢等奉敕撰），虽爲表体，然每表之下，详叙源流，亦上起古初，下讫於当时。他若董説之《七国考》、王应麟之《汉制考》，於七国、两汉之制度，摭拾残剩，汇爲章则，虽未足爲史，然亦爲考法制者所不废也。
经济之史，吾国更无有措意者，唐宋以来，虽渐有留意及此者，如唐李吉甫《元和国计略》、宋韩绦《治平会计録》、李常《元佑会计録》、丁谓《景德会计録》、田説《皇佑会计録》，及《庆历会计録》、《经费节要》等书（皆见《宋史·艺文志》），皆爲经济史之滥觞，其书虽皆偏於财政，未详民间经济状况，然其书苟存，亦足与历代正史之食货志，同爲经济史重要之材，惜乎其书皆不流传也。自司马迁撰《货殖列传》，农工商虞之事，皆详记靡遗，民间经济，亦既了然矣；而於国家财政，又别撰《平准书》，故经济之史，唯迁始能注意及之，然此入於正史范围，故於此不能引例。而迁又有《素王妙论》一书，亦颇言货殖之事（《史记》正义引《七略》云，司马迁撰《素王妙论》二卷。《史记·越世家》集解，《御览》四百四，四百七十二，皆引《素王妙论》，言管仲、子贡、计然、范蠡、吕不韦等理财殖货事）。自是厥後，言民生者竟无综贯之史，惟於河防、水利、荒政等事，略有言其源流，志其大概而已。言国计者，自唐宋而後，甄综大要者，尚有其人（明汪鲸有《大明会计类要》十二卷，张学顔《万历会计録》四十三卷，皆见《明史·艺文志》），而分记之作尤多，如田赋、漕政、海运、钱币、盐法、仓库、榷政、铁冶、茶马、屯田诸事，或爲之记，或爲之志，盖至明而大盛矣。
法律之史，更不多觏。《吕刑》一篇，已略言法律沿革，自是厥後，惟各史刑法志，言之颇详。单行之史，实未之见；惟《隋志》有《晋宋齐梁律》二十卷，聚四朝之律於一书，实可见其损益沿革，然书已亡佚，实无由证成斯説。至明有应廷育《刑部志》、庞嵩《刑曹志》、陈公相《刑部文献考》、来斯行《刑部狱志》、江山丽《南京刑部志》（均见《明史·艺文志》），今亦未见流传；清沈家本《历代刑官考》一书，亦其流也。家本又有《新刑律説明书》，每条律文，皆举历代沿革，详其源流，言其取舍，与《唐律疏义》空释条文者迥异，与《刑曹》、《刑官》诸考志仅言故事者亦异。此虽不名爲史，实法律史之先河矣。
军政之史，作者颇多。宋有钱文子《补汉兵志》、陈传良《历代兵制》，明有李材《兵政纪略》、杨时乔《马政纪》，清有《八旗通志》（此书以兵制爲主，间载典章人物等），皆於正史兵志之外独具专书，言其制度因革。而言战法、战略、战事之史，如明吴从周之《兵法汇编》、郑璧之《古今兵监》、顔季亨之《明武功纪胜通考》等，皆不在此例。
社党之史，作者亦多。自范晔《後汉书》作《党锢传》已开此例，然在正史，不能援爲例证。宋有《庆元党禁》一卷（不着撰人名氏，刊於《知不足斋丛书》），清陆心源着有《元佑党人传》十卷。盖元佑党碑凡三百有九人，《宋史》有传者不及百人，或附见而不尽详，且有舛譌。故特徧搜群籍，备爲之传，末附《党禁始末》。考元佑党禁者，此书其最详矣。明代社党，记者独多。陈鼎有《东林列传》二十四卷，陆世仪有《复社纪略》四卷，吴伟业有《复社纪事》一卷，杜春登有《社事始末》一卷，又有《东林本末》六卷，惜其不传，今仅有《东林事略》三卷，列於《荆驼逸史》（《东林本末》不知撰人姓名，《东林事略》末有《东林本末》序注云，“书共六卷，在陈其年维崧家”。《事略》殆其节本）。考明之社党，尚有几社、邑社、南社、北社、知社、匡社、应社等，无有专书记载，故亦尟爲前人所知。盖吾国社党，非若欧美诸国之有党纲政见足以标示於国人，其初不过宦官当路，权奸窃柄，目其反对者爲党人，爲一网打尽之计耳。至若明代诸社，亦不过标榜文章声气，实爲文社，而非政社。其後稍有得志者，於是结爲党援，干预政治。然则吾国社党虽爲幼稚，亦不失爲政争之具，足以爲政党之先道，故其记载亦不可忽视云。
外交之史，自唐而後，作者亦多。如唐有李德裕《西蕃会盟记》三卷（见《唐书·艺文志》），宋则有《皇华録》一卷、《南北欢盟録》一卷、《议盟记》一卷，皆不知作者。张棣有《金亮讲和事迹》一卷，寇瑊有《奉使録》一卷，王曙、戴斗有《奉使録》一卷，范纯仁有《使高丽事纂》二卷（均见《宋史·艺文志》）。元则有刘郁《西使记》、元贞《使交録》（均见《元史·艺文志》）。明则有张宁《奉使録》二卷、龚用卿《使朝鲜録》三卷、谢杰《使琉球録》、倪谦《使交録》（均见《明史·艺文志》）。虽其书大半散佚，然自唐以来，注意斯事，亦可概见，今所存者，惟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其书爲纪事本末体，记载宋金和战之始末，分上中下三帙：上帙记政和、宣和之事（二十五卷）；中帙记靖康之事（七十五卷）；下帙记建炎、绍兴之事（一百五十卷），皆采集诸书，编年条系，虽失之太繁，然记两国交涉之事，未有详於此书者。清光绪中，王之春有《国朝柔远记》十八卷，自顺治以迄同治，於中外交涉机宜以及通商始末，皆编年记载。虽不无自大之见，然指陈交涉得失，亦颇分明，抑亦外交史之流亚也。
乙文化史《庄子·天下篇》甄综学术源流，已爲文化史之先导。司马迁继之，其於《史记》列传半爲学者之传记。自管、晏、老、庄、孟、荀、申、韩、孙、吴、苏、张、计、范诸子，以及仲尼弟子，汉代儒林，屈、贾、邹、枚、司马、淮南之文学，扁鹊、仓公之方技，所谓诸子百家，莫不详爲列传，或连类附见。是则司马之史，其注重文化，可谓不遗余力，然此属正史，不能引爲例证。惟刘向校书，着爲《别録》（《隋书·经籍志》：《七略别録》二十卷，刘向撰）。《汉书·艺文志》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即谓此也。今其书虽散佚，其存者犹有《管子书録》、《晏子叙録》、《孙卿书録》（《韩非子书録》不着名，严可均疑是刘向作。他若《列子书録》、《关尹子书録》虽着向名，疑皆後人依托。又有《邓析书録》，亦不着向名，而《意林》及《荀子》杨倞注、高似孙《子略》，皆云向作，然此亦出於後人依托也）。於其篇目指意，固已条举撮録；而其国籍行事，尤详爲叙述。观各书所载《别録》逸文，如王史氏（《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六国时人也。”）、徐子（《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别録》云：“外黄人也。”）、鬻子（《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别録》云：“名熊，封於楚。”）、杜文公（《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韩人也”），则详其时代，着其国籍。我子（《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爲墨子之学”）、文子（《史记·荀卿列传》索隐引《别録》云：“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於墨子”）、尉缭（《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缭爲商君学”），则着其师承。申子（《史记·申韩列传》索隐引《别録》云，“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己备，过太史公所记”也），则审其篇目。驺衍（《史记·荀卿列传》集解引《别録》云，“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其书天事，故曰谈天”），则明其指意。是其甄综学术，分部别居，条析源流，固己极文化史之能事矣。而世顾以目録校雠之学轻之，固浅之乎测向者也。其後刘歆《七略》，班固因以成《汉书·艺文志》，犹未失其家法，已駸駸乎成爲目録之学矣。其後齐王俭有《七志》、梁阮孝绪有《七録》。《七志》已亡，《七録》原有十二卷，今仅存序与目而已，故其内容若何，亦不敢悬爲论断。惟《七録》中有《古今书最》一篇，详载古今书籍存亡之大概，此亦足以爲文化史之资，而学术源流，亦不若《七略》、《艺文》之该备，盖其书既缺，自不能以此相责也。宋有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清有《四库全书总目》，虽各有品题，然学术之源流不明，部居之分别亦杂，故郑樵有《校雠略》、章学诚有《校雠通议》，皆思复向、歆之旧业以理董之，然兹事体大，彼二人者，亦未足以语此也。其後言目録之学者，仅能考版本之源流；言校雠之学者，仅能辨字句之异同，斯则其细已甚，更不足以窥见向、歆之巨业。惟宋高似孙《子略》，专载诸子，总存其目，其下四卷，则全爲论断，颇欲扬扦百家，清其流别，然其意则是，其学亦甚疏也（吾国无文化史，此节所言皆总论学术之史，姑归之於文化史，下节所谓学术史，仅指言学术之一部分者）。
学术之史，自明黄宗羲《学案》出，规模始宏大。先是，周海门有《圣学宗传》、孙锺元有《理学宗传》，皆言理学之源流，然或以禅学乱其流，或杂收而不甄别，颇觉疏略，於是黄氏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以正之。既成此书，又复溯宋元诸儒而爲之述其学派，成《宋元学案》，然其原稿不言卷数，全祖望修定序録，列爲百卷，其书述各家传授源流，详爲表列，颇觉清析。每一学案，首述其行事而爲之传，次摘其言论以表其学，终复加案语以详其得失，或附録逸事及他人之评论。其爲传也，视正史之传虽较简要，然於其学术之大凡，及其生平、读书、交游、着作，亦不加意详述，实与史传亦无异处（冯氏校刊《宋元学案》条例云，“是书修补，谢山兼爲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书列传特加精详，语多本之《永乐大典》，其中经济着述，间或采入”。可见诸传不仅爲学案作也）。所摘言论，有时亦不能代表其学术，於其学术之本末条贯，实不能如指诸掌。而其评论，徒肆口辨，间有不衷於理者。又复入主出奴，陆、王、程、朱，便势同水火，故不爲客观之叙其真相，而独爲主观之肆其交攻。盖黄爲陆、王，全爲程、朱，已不免有此弊。他若陈建之《学蔀通辨》，攻陆、王；吴鼎之《东莞学案》，申陆、王；唐监之《学案小识》，又申程、朱，其《经儒学案》，掊击戴震诸人，又蹈汉宋交攻之弊，学术之真相，往往爲其好恶所左右，盖无科学严格之律令，又无学史客观之精神，故其成就止於如此，然其爲吾国学术史之先导，其功不可没也。其後江藩爲《汉学师承记》八卷、《经师经义》一卷，又爲《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其爲《师承记》则云：“经术一坏於东西晋之清谈，再坏於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於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於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其爲《渊源记》则云：“近今汉学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爲汉学者，始於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江氏之书，其叙诸家学説，颇得要领，然其互诋之陋习，主观之偏见，亦所不免。同时阮元撰《畴人传》四十六卷。自上古以迄嘉庆初年，凡中外言历法、算数之学者，皆叙其行事，述其学説，复缀以论，以明其流变（自卷一至二十述中土，末四卷述西洋，颇无门户之见）。盖历算之学，须凭实验，且以後起者爲胜，西学之入吾国，以此爲始，良由理无二致，故首能输入焉。学术无国界，此书差能副之矣。其後罗士琳又续补六卷，合刊行世。寻畴人二字，义颇广泛，不能专指历算之人。《汉书·律历志》如淳注云：“家业世世相传爲畴。”考王粲《七释》、束晳《补亡诗》以世礼乐者亦爲畴人，此则阮、罗二氏之小疵也。其实专家之学，皆可仿此爲史，惟条例略须改变。一干衆枝，明其源流，条其异同，不可如学案等之漫无比较条贯也。
宗教之史，着者特衆。自齐王俭撰《七志》，佛经道经，各爲一録，梁阮孝绪撰《七録》，亦特列《佛法録》、《仙道録》，北齐魏收撰《後魏书》，特着《释老志》，此皆对於宗教而有系统之记载者也。然《七志》、《七録》，实已散佚，《释老志》又属於正史，皆无劳举例。且仙道目，汉刘向已有《列仙传》之作（见《隋书·经籍志》），晋葛洪继之，亦有《神仙传》十卷。其後《説仙》、《集仙》、《洞仙》、《道学》等传，作者纷纷，实繁有徒。而佛法则梁有释宝唱之《名僧传》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释僧佑继之，亦有《高僧传》十四卷（今存）。其後名德法师衆僧比丘尼等传亦纷纷继起。然此皆以人爲限，未扩厥宇。隋唐以来，佛法之史，颇多名着，如隋翻经学士费长房着《历代三宝纪》十五卷，虽言译事，而表年以爲经，列人以爲纬。而每人所译之经，既详列书名於前，又略言译事始末於後。隋以前各经译出之年代，观此纪盖了然矣。唐沙门智昇又撰《开元释教録》二十卷，虽无年表，以详衆经译出之年代，似稍逊於《三宝纪》，然所译各经，亦以人代先後爲伦，不依三藏之次。且每代之首，冠以总序，先述年数，次述人数，次述所译经律之数，颇觉明了。而译人传记，特加详叙，此则胜於《三宝纪》也。先是，唐贞观时，有沙门道宣者，撰《释迦略谱》、《释迦方志》、《大唐内典録》、《续高僧传》，颇足爲宣扬佛教之史，其书今皆存在，足以远绍僧佑、长房，後启智昇。自斯以後，代有着述，故佛教之史颇称完备。至於仙道，今《道藏》所有者，惟汉刘向《列仙传》二卷、晋葛洪《神仙传》十卷、南唐沈汾《续仙传》二卷（《云笈七签》尚有《洞仙传》二卷，案《列仙》、《洞仙》等传见於《隋·志》，疑早已散佚，後人自类书辑出耳）。而谱録记传一类，所载传记山志，皆限於一人一地，其数亦尟。汉《天师世家》则又限於一家，惟元赵道一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监》五十三卷、续编五卷、後集六卷，此爲仙道最详之史。然其声教之盛，不逮佛经远矣。
文学之史，《诗序》爲之权舆。盖《诗》三百篇，大抵皆不知作者，作序者爲之稽考史乘，或详作诗之原由，或述作者之姓氏，使学者论世读《诗》，知其源流正变，亦後世述文学史之意也。惟作序者不知爲何人，衆论纷纭，此不必辩。司马迁作《史记》，屈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文人，特立专传，范晔《後汉书》，遂特立《文苑传》，然此属正史，无劳举例。自晋张隐撰《文士传》五十卷，挚虞又爲《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志》二卷（《隋·志》：《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又有《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单行之史，乃渐兴盛。其後傅亮有《续文章志》、宋明帝有《晋江左文章志》、沈约有《宋世文章志》，皆其流也。惜其书皆已散佚，存者亦仅百之一二耳。惟梁刘勰《文心雕龙》，叙文章之源流，锺嵘《诗品》（《隋·志》作《诗评》），述诗人之流别，言文学者，皆奉之以爲监，故其书赖以不亡。唐裴朏有《续文士传》十卷，许敬宗有《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亦已散佚。降至後世，选总集者，大抵皆爲文人立小传（如胡震亨《唐音统签》、钱谦益《列诗朝集》，其後《全唐诗》、《全五代诗》、《全金诗》、《五朝诗别裁》等皆有小传）。又爲纪事、徵略之作（如《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及《诗人徵略》诸书，皆述诗人事迹爲多）。其他言词者，有《历代词人姓氏録》，言曲者有《録鬼簿》等书。然作者虽衆，皆散无有纪，不爲源流派别之言，以视《文心雕龙》、《诗品》且不逮，宁足以言有系统之史哉！
艺术之史，以绘画爲最详备。自齐谢赫撰《古画品録》、陈姚最撰《续画品》，已发其端。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自上古至唐会昌，所有画家，皆爲小传，间述其派别源流。宋郭若虚又作《图画见闻志》六卷以继之，所述自唐会昌至宋熙宁。宋邓椿又作《画继》以继之，所述自宋熙宁至乾道。元夏文彦别作《图绘宝监》五卷，所述又自上古至於元。明韩昂又爲《续编》一卷，所述自明至嘉靖。清徐沁别作《明画録》十五卷，则述有明一代。而述明末清初者，则有周亮工之《读画録》（四卷）。述清初以至乾隆初年，则有张庚之《画徵録》（三卷、续二卷）。其後冯金伯有《国朝画识》（十二卷）、《墨香居画识》（十卷），蒋宝龄有《墨林今语》（十八卷，续一卷）。此皆累世继述，昭示来兹，而图画之史赖以不坠者也。其次则法书：唐张彦远《法书要録》十卷，起於东汉，迄於元和，与《历代名画记》并行；特继述无人，故不若绘画之详备。惟宋董更《书録》三卷、清冯武《书法正传》十卷，差堪继武。他若宋宣和之《书画谱》（各二十卷）、清康熙之《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明陶宗仪之《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朱谋垔续编一卷），朱谋垔之《书史会要》（五卷），则又包举各代，汇爲鸿编，颇足以爲其羽翼。盖法书名画，着述甚多，或言其品，或言其法，或着收藏之目，或言鉴别之情。名号繁多，不可殚述，惟言派别源流，足以徵其变迁，觇其进化者，以上所举传记，虽未尽爲合作，亦足以供艺术史之选材已。若夫摹印之术，近代以来，亦有爲之作传记者，如周亮工之《印人传》三卷、汪启淑之《续印人传》八卷、叶铭之《广印人传》十六卷，亦足以见其一斑。他若金石雕刻、文房古玩之属，图谱、志録诸作，虽实繁有徒，而若元陆友之《墨史》（二卷，集古来善制墨者凡一百五十余人，旁及高丽、契丹、西域之墨，亦无不搜载），与书画印人诸传记足以并驾齐驱者亦尟矣。
农业之史，作者甚尟。自《夏小正》详言农之节候，於是周有《七月》之诗，秦有《月令》之篇，汉亦有《四民月令》，後世且有七十二候之説。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即以农圃诸事，分系於十二月令。此农业中天时经验之历史也。《管子·地员篇》言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下土三十物，种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此农业中土宜经验之历史也（《地员篇》详辨土宜种类之学，必由累世经验而来，必非管子所创，惜後世不传）。後魏贾思勰着《齐民要术》十卷，详言农事，中有引汜胜之述伊尹区田之法，自伊尹以後，又有爰田、代田之説，井田、班田之制。他若沟洫有记（见《考工记》）、耒耜有经（唐陆龟蒙着，一卷），此农田农器之史之散见於各书者也。元有《农书》（二十二卷，王桢撰，凡《农桑通谈》六卷，《谷谱》四卷，《农器图谱》十二卷）。明有《农政全书》（六十卷，徐光启撰。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十一类，颇称该备）。清有《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勅撰。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此三书者，虽非爲史，而取材详博，颇足观览。他若《茧谱》、《棉谱》，《茶经》、《酒经》，《群芳》之谱，《奇器》之图，《桂海虞衡》之志，《闽中海错》之疏，诸如此作，不可罄述，由此言之，吾国虽无农业之史，而史材未尝不丰富也。
工业之史，发达最古，自《世本》有《作篇》，详记车服器具等制作之原，惜其书已亡佚，然散见於各书，略可见焉（《礼记·明堂位》正义曰，《世本》，书名，有《作篇》，其篇记诸作事）。如奚仲作车（《御览》七百七十三引《世本》，下引仿此），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黄帝臣。《左》昭二十四年传正义引）、作衣（《路史·国名纪》六引），垂作铫（《御览》八百二十四引）、作耨（《左》僖三十三年传正义引），宓羲作瑟，神农作琴（《风俗通》引），杼作甲（《初学记》二十二引），挥作引，夷牟作矢（注云，挥、夷牟，黄帝臣。《礼记·射义》疏引），少康作箕帚（《御览》七百六十五引），公输作石磑（《後汉书·张衡传》注引），拥父作舂（《御览》七百六十五引），伯夷作井（《御览》一百八十九引），共鼓、货狄作舟（《艺文类聚》七十一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後作史者，惟舆服之制，略有记载，其器用工作，颇以形下贱视，无有持续记述者，遂致日用之物，如牀橙桌椅诸物，且无有知其始於何时，作於何人者，其器具之源，改良之迹，更无论也。吾国工业之墨守古制，不能发展，大率由此。其後惟宋沈括《梦溪笔谈》，稍记工艺，且兼言算数物理。如言阳燧照物皆倒，透光监承日光而铭文透壁上，洼监照人面大，凸监照人面小，唐高宗之玉辂，吴越王之木塔，喻皓营舍之法，毕昇活版之术，皆备言其理法，能於乐律历算，尤爲其专门絶学，言之更详。他若陶弘景之《古今刀剑録》、王俅之《啸堂集古録》、王黼之《宣和博古图》、吕震之《宣德鼎彝谱》，亦可以考见制作之源流。然此诸书，皆未成史体，惟吾族祖琰所着《陶説》六卷，言陶工历史，最爲详备（第一卷説今，言饶州今窑。第二卷説古，言古窑。第三卷説明，言明窑及造法。第四卷説器上，唐虞器、周器、汉器、魏晋南北朝器。第五卷説器中，唐器、宋器、元器。第六卷説器下，明器）。此则可爲工业史之模范矣。
商业之史，以吾国重农贱商，故尟有爲之记载者，惟司马迁《货殖传》中载都会之发达，及商人之传记，爲商业史之权舆。然此属正史，无劳举例。其後惟宋严守明有《通商集》三卷、赵勰《广南市舶録》三卷（见《宋史·艺文志》），专言商事，惜其书已佚，无可考证。至明有陈讲《茶马志》四卷、傅浚《铁冶志》二卷、王宗圣《榷政记》十卷，颇亦关於商务，然至於今，亦有録而无书。清自中叶後海禁大开，与外人通商，宜有专爲之史者。光绪中，坊间流传有王之春《通商始末记》二十卷，然考其书，实即王之春之《国朝柔远记》也（见外交史条），书估变其名以求利耳。是故清代通商之事，亦无有专爲之记载者，诚憾事也。惟同治时夏燮，撰《中西记事》二十四卷，中有互市档案，漏巵本末，五口衅端，洋药土税诸篇，颇言通商之事。其他散见於诸家之文集奏议，及海关之统计，东西洋史家之记述，实繁有徒，惜乎无人爲之辑録而爲专史也。
风俗之史，作者亦古。自汉朱赣《条风俗》，班固辑之，以附於《汉书·地理志》之末，言风俗者祖之。其後郑玄作《谱诗》言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之不同，亦颇探原於风化。学者欲觇吾国古代之风俗，则此二书爲最简赅者矣（唐作《五代史志》，而其《地理志》略依古九州区画，条其风俗，颇得朱赣遗意）。自斯以外，纲举目张，条列全局者，实罕其觏。惟汉圈称有《陈留风俗传》（见《隋·志》），晋周处有《阳羡风士记》（见《唐·志》及《史通·补注篇》），宋孝王有《关东风俗传》（见《史通·补注篇》），唐张周封有《华阳风俗録》（见《唐·志》），他若《北荒风俗记》、《诸蕃风俗记》、《突厥所出风俗事宜》（以上皆见《隋·志》）、《高丽风俗》（见《唐·志》）诸书，亦实繁有徒。然或专録一地，或略举偏方，或仅载外国，固难与朱、郑等并驾齐驱者也。惟顾炎武作《日知録》，中有《世风》一卷，详言历代风俗，如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等条，颇能言其荦荦大者，惜其偏言土风，未能条举其俗，亦属偏而不全。今日而欲爲风俗史，则必采取社会学之精意，应用人类之条理，庶乎其可以超出於古人之上矣。
五正史前言混合各体者，吾国谓之正史，如本纪、年表之区别以时，世家之区别以地，列传之区别以人，书、志、汇传之区别以事；而此混合各体之史，实创於司马迁，以司马迁《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也。
秦嘉谟《世本辑补》，谓《史记》之本纪、世家、列传，皆本於《世本》。“《左传》襄二十一年正义引记文曰‘太甲，汤孙’，《史记索隐》及《路史》注亦引《世本·纪》文，纪记音同，此即《史记》本纪之所本。《左传》桓三年正义引《世本》曰‘武公，庄伯子。韩万，庄伯弟’《世本·世家》文；又襄十一年、二十一年、定元年正义皆引《世家》文，此即《史记》诸世家之所本。《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世本》曰‘桓子生文侯斯，其传云孺子，是魏驹之子’。则《世本·世家》外，复有传，太史公作七十列传，其名亦本於《世本》也”。案秦氏推本本纪、世家、列传於《世本》，其言甚辨，若依其例则表与书亦可谓本於《世本》。表爲表里字，世表之表，乃谱之假借字，《世本》有帝系及王侯大夫谱，即《史记》表之所本。《世本》有《作篇》，记占验、饮食、礼乐、兵农、车服、图书、器用、艺术之原，《史记》八书，即本於此。虽然，《世本》一书，刘向以前未尝称引（《史记集解》序索隐引刘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记，凡十五篇。”《汉书·梅福传》：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隋书·经籍志》：《世本》二卷，刘向撰。希祖以爲《世本》、《战国策》皆刘向撰集，而班彪谓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削《世本》、《战国策》。窃谓《世本》、《战国策》，恐司马迁皆见不及，故《春秋正义》云，今之《世本》与司马迁言不同也。余别有《世本考》），其书有燕王喜、汉高祖（见《顔氏家训·书证篇》），亦未必爲古史官所记，司马迁得见与否，实亦未可定也。
司马迁所撰本纪、表、书、世家、别传，其体非其所创，固可断言。本纪爲编年体，本於《春秋》，而其名则本於《禹本纪》（《史记·大宛列传》云，“《禹本纪》言河出崑仑”。又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表之本字爲谱，桓谭《新论》及刘杳皆云，“太史公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则表本於周谱也（《史记·三代世表》云，“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十二诸侯年表》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是亦可爲一证）。《尚书》之《禹贡》、《洪范》、《吕刑》等篇，即开後世书志之体，则书本於《尚书》也，《史记·卫世家》，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是《史记》以前已有世家也。《史记·伯夷列传》，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云云，则《史记》以前已有传也。《春秋左氏传》故事，亦爲传之发端，惟一以时爲纲，一以人爲纲耳。由此言之，《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爲一书耳。此史学进步之徵也。
编年之史，往往局於政治，未覩社会之全体，正史则差能免此弊。世言二十四史爲帝王之家谱，不载民事，亦未免过爲苛论，且未尝浏览其书。且如司马迁《史记》，本纪、书、表、世家，固不免偏於政治，详於贵族。然其篇数，仅占六十，而列传七十篇，大都详载文化，自管、晏、老、庄、孟、荀、申、韩、孙、吴、苏、张、计、范诸子，以及仲尼弟子，汉代儒林，屈、贾、邹、枚、司马、淮南之文学，扁鹊、仓公之方技，以及诸子百家，莫不详爲列传，或连类附见，前既言之矣。他若诸丛传中如循吏、酷吏、刺客、游侠、日者、龟策、滑稽、货殖等传，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而文臣武将，则仅举其荦荦大者。其後班固《汉书》，又加《地理》、《艺文》二志，条举风俗，详言文化。司马彪《续汉书》则有《舆服志》，魏收《魏书》则有《释老》、《官氏》二志。而丛传之中，如范晔《後汉书》之《文苑》、《独行》（後世《卓行》、《一行》等传本此）、《逸民》（後世《隐逸》、《高逸》、《处士》、《逸士》等传本此）、《党锢》、《方术》（後世《方伎》、《艺术》等传本此）、《列女》、《宦者》等传，姚思廉《梁书》之《止足传》，欧阳修《五代史记》之《伶官传》，以及《宋史》之《道学传》，《新唐书》之《藩镇传》，《明史》之《土司传》，皆随世所重，专爲记载，则社会变迁，亦未尝捐弃弗道也。
刘子玄论正史之得失，其言甚辨。以爲纪以包举大端，傅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於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隐显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爲长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後屡出，於高纪则云语在项传，於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爲短也（见《史通·二体篇》）。详正史之体，储史材则尚称该备，言史理则未臻完密，盖史家最重之职，在明因果之关系，掸社会之真相，若同爲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甚难周览，则始末难寻，因果斯昧，子玄之论，可谓切中其弊矣。
刘子玄《史通》特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以论其得失，窃谓其言有是有非，不可不辨也。《本纪篇》云，“天子爲本纪，诸侯爲世家。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案本纪者，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周自后稷至於西伯，秦自伯翳至於庄襄，爵虽诸侯，而实爲天子之宗祖，必欲置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源也。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爲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爲本纪。必欲称项羽爲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必欲以称王爲非天子，则夏、商、周何尝称帝乎？子玄成败论人，实非公论。且《史记》尚有《吕后本纪》，以少帝非惠帝子，而政归吕后，故列吕后爲本纪，而子玄不敢论列，似避武后之嫌，惟於范晔《皇后纪》特致弹论（见《列传篇》）。由此言之，子玄於本纪二字之义，尚未憭然也。《世家篇》云：“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称，岂当然乎？”案：诸侯爲世家，割据称王，未成一统，故亦列之世家；况灭秦之祀，涉实发难，若在班固，必列涉於载记，似觉更当。子玄必欲以盗称涉，毋亦成败论人，又云“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後，而前後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案：帝王追其本，诸侯详其世，本末既明，因果斯判。且子孙爲诸侯，使其先世祖宗爲臣，其蔽与论本纪同矣。《编次篇》云，“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爲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叙事篇》云“《日者》、《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子玄以爲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於传记之原。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爲纲、以事爲统两类，以事爲统，後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表历篇》云：“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於祖宗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説，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案：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传而表之者，有未入传而连类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此万斯同所以补历代史表也。观夫《宋史》表少而纪传繁，《辽史》表多而纪传省，此其明效也（《史通·杂説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於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閲文便覩，举目可详”，则子玄於表，後亦知其有用矣）。子玄《书志》一篇，论辨尤详，以爲“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於三《礼》，而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録，何法盛曰説，名目虽异，体统不殊”。其推论源流，特称明允。惟於《汉书》《天文》、《艺文》、《五行》三志，以爲可以删削，毋事妄载。《宋书》之《符瑞志》、《魏书》之《释老志》，亦以爲不急之务。而可以爲志者有三，曰都邑，曰氏族，曰方物。夫五行符瑞，与当时社会心理有关，实不可去；天文则代有发明，艺文则世有增减；释老一志，可以觇教化，降及後世，景回诸教，杂然并作，尤不可以无志，惟其名不可以释老限耳。夫艺文、释老均爲一代文化所关，何可不详聚史材，以爲後世之参考？而子玄所蔽尤在艺文，以爲“前志已録，而後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夫文籍代增，诚不胜载，然酌剂损益，非无其术。一则当代所撰，务宜全列，子玄亦既言之；一则前世古书，亦既有目，史既断代，则当时亡佚之书，史宜备载。如梁代之书，焚於元帝，宋世之籍，沦於金源，此宜详记者一也。亦有前世亡佚，而忽尔复见，如汉之孔壁，晋之汲冢，清之敦煌石室，永乐重获金元之书，日本复归梁唐诸籍，此宜详记者又一也。当唐之世，《七略》、《七録》犹存，故视汉隋艺文经籍，烦而无当，若使子玄生於今世，必以爲吾国文化所存，全恃二志，得覩其概，又何嫌其妄载哉！
史学要义，以最近者宜最详，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其关系尤爲密切。吾国史家，颇明斯义。司马迁《史记》百三十篇，自上古至秦楚之际，年代绵邈，仅占其半；记载汉事，亦占其半（《史记》一书，本纪十二篇，汉占其五；表十篇，汉占其六；书八篇，汉约占其四；世家三十篇，汉占其十二；列传七十篇，汉占其三十八。故自黄帝至秦楚之际，约六十五篇，汉亦有六十五篇）。而汉五世（高、惠、文、景、武），武帝时事，载之尤详，约占五分之二（汉六十五篇，而武帝时事约二十六篇）。可谓最近而最详者矣。班固记载汉事，共爲百篇。自是厥後，每易一代即新撰一史，以至於清，追踪前武，亦成明史，盖亦以最近之史，於当代尤爲切要也。不特此也，班固既成《汉书》，又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亦记载当代之史尤详於近世史之明证也。自是之後，私家记述当世之史，代不乏人。自魏收《魏书》有秽史之目，至隋开皇乃发令禁絶人间撰集国史，臧否人物，於是设官修史之局开，私家着述之风微。然国史虽爲官修，而野史之业仍未絶也，南宋、南明，其风尤甚，尊王攘夷之微义，爲外来君主所最忌，至清顺治、康熙，乃大兴史狱，庄廷鑨、戴名世以此诛夷，乾隆时又销毁明季史书，不遗余力，自是私家记述当代史事之风絶矣。故今日而欲言史学，当屏除官史而奬励私史，又当整理古史而尤宜注重当代之史（整理古史，以通史爲归；注重当代之史，则自清中叶以迄民国今日百年之间，尤爲重要。吾国旧时，以《史记》、《通志》、《南北史》、《五代史》皆目爲通史，其实《史记》、《通志》略具通史之质，《南北史》、《五代史》则章学诚所谓丛史而已，不可混也）。
六纪事本末以一事爲纲，而记述其始末，始於《尚书》之《金滕》、《顾命》。至宋袁枢，乃有纪事本末一体，此亦史学进步之徵也。盖纪传之弊，一事复见数篇，主宾莫辨；编年之弊，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其於事之因果，皆难综核，而欲发明大律，指挥人事，固其难也。自纪事本末出，遂使纪传、编年贯而爲一，以事爲经，以时爲纬，远因近果，於是麤备。盖史学发达之次叙，其始杂记事端，年月莫备，其次详编年月，始末间隔，再进则事时兼顾，始末萃列，掸因寻果，方臻精密，盖斯体发生，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
自宋袁枢撰《通监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或作二百三十九卷，以一篇爲一卷耳），杨万里爲之序，以爲“予每读《通监》之书，见事之肇於斯，则惜其事之不竟於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知其初。自袁书出，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读其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宋淳熙本《通监纪事本末》序）。而赵与亦云“通监以编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体。编年则一事而岁月辽隔，比事则虽累载而脉络贯连，故读《通监》者如登高山、泛钜海，未易遽覩其津厓，得《本末》而读之，则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了然在目中矣”（宋宝佑大字本《通监纪事本末》序）。是纪事本末者，实所以救编年之弊者也。其後明陈邦瞻作《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或作一百九卷，亦以一篇爲一卷）、《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或作二十七卷），虽以宋史、元史爲名，似爲纪传体而作，其实仍以编年爲前驱也。盖其时薛应旗有《宋元资治通监》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有《宋元资治通监》六十四卷，故能比事次年，有条不紊也。
清丰润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此书先《明史》、《明纪》而成，既无纪传之史爲之前驱，又无编年之书爲之先导，似爲特创之作，其书与《明史》颇多异同，各篇之末，附以论议，文仿《晋书》，体规张溥（张溥有《通监纪事本末》等论），多俪偶之词，遗词隶事，曲折详尽。或谓此书实成於谈迁，其论实成於陆圻（姚际恒説）。又郑元庆述朱彝尊言，“此书德清徐侍郎倬所着，爲诸生时，爲谷所识拔，以此报之”。《四库全书提要》则谓“邵廷采《遗民传》称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书爲《石匮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希祖案：《石匮藏书》二百二十一卷，其书体例仿《史记》，余藏其稿本）。谷爲浙学使，书成於浙人，谷以金购得之，此姑不具论，第论其书必有凭藉，可断言也。其时浙江撰明史者，黄宗羲有《史案》、谈迁有《国榷》、张岱有《石匮藏书》，皆综述有明一代史事，他若郑晓之《吾学编》、朱国祯之《史概》，亦尝先後记述，况浙人之外，着述尚多，纪传编年，各有其书，盖纪本末一体，若无他体以爲之前驱先导，必不能发生也。
有以纪事本末施之古史者，宋章冲有《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书太简略，未尝传称於世。清高士奇乃着《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其书以国爲经，以时爲纬，虽以《左传》爲主，然亦别采经史诸子，爲之补逸，爲之考异，爲之辨误，爲之考证，篇末各附以论，此其胜於章书者也。先是，明沈朝阳有《通监纪事本末前编》，其书始於盘古，终於周分东西，荒诞不经之説，累牍连篇，故不足传云。
有以纪事本末体施之偏方之史者，清杨陆荣有《三藩纪事本末》二十二卷，其书成於康熙五十六年，时温睿临之《南疆逸史》、邵廷采之《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等亦先後出，而传钞未广，杨氏亦未必见也。张监《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其书有表有图（首列年表、职方表及西夏堡塞地图），盖仿马驌《绎史》例，至是而纪事本末一体又稍进化矣。且西夏史事，成专书者甚尟，洪亮吉之《西夏国志》十六卷，未刊行於世，张氏亦未必见。然则杨、张二氏之纪事本末，其成书盖有独难者也。清光绪时，萍乡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其本文俱本《辽史》、《金史》，间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略者，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通监》例，小注双行，分载每条之下，名曰考异。自着书而自注，此又纪事本末之一变体也。清初马驌撰《绎史》一百六十卷，起自上古，讫於三代，亦爲纪事本末体。博采羣书，贯穿古事，事撷其要，略具始末，且又有政典，有学案，有世表，有舆图，体大而思精，在纪事本末中可谓独创而进化，足以自成一家者也。虽其中僞书谶纬，杂然并陈，不能鉴别，亦其一弊，然其规模宏远，在斯体中固莫之与京者矣。
吾国史书，虽以纪事本末爲最进化之体，然尚不知因果之精律，社会之要素，故其取材少客观之精鉴，叙事尟主观之断制，轻重详略，多失其宜。此则改良史学，在乎後起之英，不可以此苛责先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