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十七封 谈翻译

致宋奇
大半年功夫，时时刻刻想写封信给你谈谈翻译。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这种神经质的脾气不但对身体不好，对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来信，正好在我工作结束的当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复。一本LaCousineBette花了七个半月，算是改好誊好，但是还要等法国来信解答一些问题，文字也得做一次最后的润色。大概三十万字，前后总要八个半月。成绩只能说“清顺”二字，文体、风格，自己仍是不惬意。大家对我的夸奖，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而是因为一般的成绩太坏。这不是谦虚的客套，对你还用这一套吗？谈到翻译，我觉得最难应付的倒是原文中最简单最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estcharmante=Sheischarming，读一二个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译成中文，要传达原文的语气，使中文里也有同样的情调、气氛，在我简直办不到。而往往这一类的句子，对原文上下文极有关系，传达不出这一点，上下文的神气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龙井，清新隽永，译出来变了一杯淡而无味的清水。甚至要显出Sheischarming那种简单活泼的情调都不行。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在于重心的安排。长句中往往只有极短的一句simplesentence，中间夹入三四个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译文中统统拆了开来，往往宾主不分，轻重全失。为了保持原文的重心，有时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头上，到末了再译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一个弊病，即重复字往往太多。译单字的问题，其困难正如译短句。而且越简单越平常的字越译不好，例如virtue，spiritual，moral，sentiment，noble，saint，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词，在中文中无法成立，例如lavraiegrandeurd'âme=thegenuinegrandeurofsoul译成“心灵真正的伟大”，光是这一个短句似乎还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间就不成，而非变成“真正伟大的心灵”不可。附带的一个困难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中有“这个”两字，隔一二字马上有“个别”二字，两个“个”的音不说念起来难听，就是眼睛看了也讨厌。因为中文是单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单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国文凡是the，that都是短促的音，法文中的ce，cet更其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与noun在音量上相差很多，因此宾主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这又是一个轻重不易安排的症结。
以上都是谈些琐碎的实际问题，现在再提一个原则性的基本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交错的文言译出，成绩可以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么（至少是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地“新文艺腔”。创作文字犯这个毛病，有时也是因为作者不顾到读者，过于纯粹的方言要妨碍读者了解，于是文章就变成“普通话”，而这普通话其实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至极的话。换言之，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分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为尤甚。
《泰德勒》一书，我只能读其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对照的部分。其余只有锺书、吴兴华二人能读。但他的理论大致还是不错的。有许多，在我没有读他的书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坚信的。可见只要真正下过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说，凡是idiom，倘不能在译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么只能用平易简单的句子，把原文的意义说出来，因为照原文字面搬过来（这是中国译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办法），使译法变成intolerable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总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煦良有句话说得极中肯，他说：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英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水是H2O，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并不是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教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这一点当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译者的taste极高，才有这种判断力。老舍在国内是惟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惟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张不光是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等等，必要在这一方面去试验。我一向认为这个动作尤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创作的人不能老打这种句法的主意，以致阻遏文思，变成“见其小而遗其大”；一味地只想着文法、句法、风格，绝没有好的创作可能。
由此连带想到一点，即原文的风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像Gide之流，甚至再早一点像AnatoleFrance之流，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像淡水一样。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关于翻译，谈是谈不完的。今天我只是拉七拉八地信口胡扯一阵。你要译的书，待我到图书馆去找到了，读了再说。但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BritishLiteratureBetweenTwoWars中也找不到这作家的名字。我的意思只要你认为好就不必问读者，巴金他们这一个丛书，根本即是以“不问读者”为原则的。要顾到这点，恐怕JaneAusten的小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我个人是认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西禾我这两天约他谈，还想当面与巴金一谈。因西禾此人不能负什么责任。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这一晌我忙得不可开交。LaCousineBette初版与EugénieGrandet重版均在看校样，三天两头都有送来。而且每次校，还看出文字的毛病，大改特改（大概这一次的排字工友是很头疼的）。同时《高老头》重译之后早已誊好，而在重读一遍时又要大改特改：几件工作并在一起，连看旁的书的时间都没有，晚上常常要弄到十二点。此种辛苦与紧张，可说生平仅有。结果仍是未能满意，真叫作“徒唤奈何”！我个人最无办法的，第一是对话——生长南方，根本不会说国语，更变不上北京话。现在大家用的文字上的口语都是南腔北调，到了翻译，更变得非驴非马，或是呆板得要死。原作的精神一点都传达不出。第二是动作的描写，因为我不善于这一套，总没法安排得语句流畅。长句的分拆固然不容易，但与原作的风格关系较小，能做到理路清楚，上下文章贯穿就能交代。我觉得你对我的的第一、二点困难差不多不成问题，至于第三点，只能尽量丢开原作句法。我举个例告诉你，使你可以大大地放胆。亚仑·坡的小说，句子不算不长。波特莱译本，的确精彩，可是长句句法全照法文，纯粹的法文（当然，波特莱的法文是极讲究的），决不迁就英文，他就是想尽方法，把原作意义曲曲折折地传达出来，绝对不在字面上或句子结构上费心。当然这种功夫其实比顾到原文句法更费心血，因为对原作意义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你初动笔时恐怕困难极多，希望你勿灰心，慢慢地干下去，将来你的成绩一定超过我，因为你本来的文格句法就比我的灵活。麻烦的是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决不是一蹴即成的事。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来信批评《贝姨》各点，我自己亦感觉到，但你提出的“骚动”，西禾说是北方话，可见是南北方都有的名词。译文纯用北方话，在成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且以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我认为要求内容生动，非杂糅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碎，斯为大难耳。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话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话。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余面，八册，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回来后无机会应用，已忘掉不少。又原文是十九世纪的风格，巴氏又不甚修饰文字，滥调俗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减少许多。遇到此种情形，有时就用旧小说套语。固然文字随各人气质而异，但译古典作品，译者个人成分往往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不允许你多。将来你动手后亦可知道。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做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我想若要这样做，不妨挑几篇近代的，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一篇做试验。
再提一提风格问题。
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问对原作各篇不同的气息还能传达。即如巴尔扎克，《高老头》《贝姨》与《欧也妮》三书也各各不同。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如左拉，如狄更斯，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这一点可说做到了与外国译本一样：即原本比译本难读（吾国译文适为相反）。如福禄贝尔，如梅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别注意风格。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我的最失败处（也许是中国译者最难成功的一点，因两种文字语汇相差太远），仍在对话上面。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嫌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辞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问题。
像你这样对原作下过苦功之后，我劝你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绝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以此为原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
（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最近杨必译的一本MariaEdgeworth：Rackrent（译名《剥削世家》——是锺书定的）由我交给平明，性质与《小癞子》相仿，为自叙体小说。分量也只有四万余字。我已和巴金谈妥，此书出版时将《小癞子》重印。届时必当寄奉。平明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作“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扎克与《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挤进去（他还是平明股东之一），也被婉拒了。前年我鼓励你译书，即为此丛书。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即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了一杯清水。译文本身既无风格，当然谈不到传达原作的风格。真正要和原作铢两悉称，可以说无法兑现的理想。我只能做到尽量的近似。“过”与“不及”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的毛病。这也不光是个人的能力、才学、气质、性情的问题，也是中外思想方式基本的不同问题。譬如《红楼梦》第一回极有神话气息及mysticism，在精神上与罗曼·罗兰某些文字相同，但表现方法完全不同。你尽可以领会，却没法使人懂得罗曼·罗兰的mysticism像懂《红楼梦》第一回的那种mysticism一样清楚。因为用的典故与image很有出入，寄兴的目标虽同，而寄兴的手段不同。最难讨好的便是此等地方。时下译作求能文通字顺已百不得一，欲求有风格（不管与原文的风格合不合）可说是千万不得一；至于与原文风格肖似到合乎艺术条件的根本没有。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通的大毛病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欣赏原作？你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倘如一杯清水，则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没有诗意的东西，在任何文字内都不能称为诗。非诗人决不能译诗，非与原诗人气质相近者，根本不能译那个诗人的作品。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
我最后一本《克利斯朵夫》前天重译完，还得从头（即第四册）再改一遍（预计二月底三月初完工）。此书一共花了一年多功夫。我自己还保存着初译本（全新的）三部，特别精装的一部，我预备除留一部做样本外，其余的一并烧毁。你楼上也存有一部，我也想销毁，但既然送了你，事先还须征求你同意。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朋友眼里留这个污点。请来信“批准”为幸！这一年来从头至尾只零零星星有点儿休息，工作之忙之紧张，可说平生未有。加以聪儿学琴也要我花很多心，排节目，找参考资料，对interpretation提意见（他一九五三年一共出场十四次）。除重译《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至极！），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气了。但第三、四册的校对工作仍须继续。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
以后想先译两本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换换口味，再回到巴尔扎克。而下一册巴尔扎克究竟译哪一本迄未决定，心里很急。因为我藏的原文巴尔扎克只是零零星星的，法国买不到全集（尤其是最好的全集本），所以去年春天我曾想托你到日本的旧书铺去找。再加寄巴黎的书款如此不易，更令人头疼。
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我们翻译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锺书参加意见极多，唯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人有何感觉。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无论如何弹不好Schumann。朋友中很多谈起来头头是道，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歪曲，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本身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lines的全摸不到。这不但国内为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单以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与服尔德（Candide）几种英译本而论，差的地方简直令人出惊，态度之马虎亦是出人意料。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订本Anna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平时谈翻译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几十页他译的MobyDick来，不料与原文一对之下，错得叫人奇怪。单看译文也怪得厉害。例如“methodicallyknockedoffhat”译作“慢条斯理的……”“sleepysmoke”译作“睡意的炊烟”。还有许多绝对不能做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批评家也可成为大创作家了。
此外，MobyDick是本讲捕鲸的小说，一个没海洋生活经验的人如何敢着手这种书？可是国内的译本全是这种作风，不管题材熟悉不熟悉，拉起来就搞，怎么会搞得好？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潮》，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原作亦极偏，姑不论），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鲁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来还有人间接托我的熟朋友来问我翻译的事，有的还拿些样品来要我看。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象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藉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
赵少侯前年评我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作《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人真是“经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至于另有一等，专以冷门唬人而骨子里一无所有的，目前也渐渐地显了原形（显了原形也不相干，译的书照样印出来！），最显著的是罗念孙。关于他的卑鄙勾当，简直写下来也叫人害臊。卞之琳还吃了他的亏呢。
还有一件事，我久已想和你说。就是像你现在这样的过dilettenti的生活，我觉得太自暴自弃。你老是胆小，不敢动手，这是不对的。你是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即便目前经验不足，至少练习一个时期之后会有成绩的。身体不好也不成为理由。一天只弄五百字，一月也有一万多字。二年之中也可弄出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书来。你这样糟蹋自己，走上你老太爷的旧路，我认为大不应该。不知你除了胆小以外，还有别的理由没有？
我素来认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须有“不计成败，不问效果”的精神；而这个条件你是有的。你也不等着卖稿子来过活，也不等着出书来成名，埋头苦干它几年，必有成绩可见！朋友，你能考虑我的话吗？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
致傅聪
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内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最近西禾译了一篇罗曼·罗兰写的童年回忆，拿来要我校阅，从头至尾花了大半日功夫，把五千字的译文用红笔画出问题，又花了三小时和他当面说明。他原来文字修养很好，但译的经验太少，根本体会不到原作的风格、节奏。原文中的短句子，和一个一个的形容词，都译成长句，拼在一起，那就走了样，失了原文的神韵。而且用字不恰当的地方，几乎每行都有。毛病就是他功夫用得不够；没吃足苦头决不能有好成绩！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午）
说到“不完整”，我对自己的翻译也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无论译哪一本书，总觉得不能从头至尾都好；可见任何艺术最难的是“完整”！你提到perfection（完美），其实perfection根本不存在的，整个人生、世界、宇宙，都谈不上perfection。要就是存在于哲学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理想之中。我们一辈子的追求，有史以来多少世代的人的追求，无非是perfection，但永远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理想、幻想，永无止境，所以perfection像水中月、镜中花，始终可望而不可即。但能在某一个阶段求得总体的“完整”或是比较的“完整”，已经很不差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上午）
"Afterreadingthat,IfoundmyconvictionthatHandel'smusic,speciallyhisoratorioisthenearesttotheGreekspiritinmusic更加强了。Hisoptimism,hisradiantpoetry,whichisassimpleasonecanimaginebutnevervulgar,thisdirectnessandfrankness,hispride,hismajestyandhisalmostphysicalecstasy.IthinkthatiswhywhenanEnglishchorussings'Hallelujah'theysuddenlybecomesowild,takingoffcompletelytheirusualEnglishinhibition,becauseatthatmomenttheyexperiencesomethingreallythrilling,somethinglikeecstasy…"
“读了丹纳的文章，我更相信过去的看法不错：韩德尔的音乐，尤其神剧，是音乐中最接近希腊精神的东西。他有那种乐天的倾向、豪华的诗意，同时亦极尽朴素，而且从来不流于庸俗，他表现率直、坦白，又高傲又堂皇，差不多在生理上到达一种狂喜与忘我的境界。也许就因为此，英国合唱队唱‘Hallelujah（哈利路亚）’的时候，会突然变得豪放，把平时那种英国人的抑制完全摆脱干净，因为他们那时有一种真正激动心弦，类似出神的感觉。”
为了帮助你的中文，我把你信中一段英文代你用中文写出。你看看是否与你原意有距离。ecstasy（狂喜与忘我境界）一字含义不一，我不能老是用“出神”二字来翻译。像这样不打草稿随手翻译，在我还是破题第一遭。
（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
“感慨”在英文中如何说，必姨来信说明如下：
“有时就是（deeply）affected，（deeply）moved[（深受）影响、（深受）感动]；有时是（Heis）affectedwithpainfulrecollections[（他）因痛苦的往事而有所感触]；themusic（音乐）（或诗或文）callsforthpainfulmemories（引人追思、缅怀痛苦的往事）或stirsuppainful（ormournful，melancholy）memories[激起对痛苦（忧伤、伤感）往事的追思]。如嫌painful（痛苦）太重，就说那音乐startsatrainofmelancholy（sorrowful，mournful，sad）thoughts[引起连串忧思（优伤、哀伤、悲哀）的追思]。对人生的慨叹有时不用memory，recollection（回忆、追思），就用reflection（沉思、反思），形容词还是那几个，e.g.Hisletterisfullofsadreflectionsonlife（他的来信充满对人生的慨叹）。”
据我的看法，“感慨”“慨叹”纯是描写中国人特殊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西洋人的recollection（追思）固大大不同，即与refleciion（沉思、反思）亦有出入，故难在外文中找到恰当的equivalent（对等字眼）。英文的recollcction太肯定，太“有所指”；reflection又嫌太笼统，此字本义是反应、反映。我们的感慨只是一种怅惘、苍茫的情绪，说sad（悲伤）也不一定sad，或者未免过分一些；毋宁是带一种哲学意味的mood（情绪），就是说感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但有思想的成分。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中午）
我的工作愈来愈吃力。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誊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而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线条太硬，棱角凸出，色彩太单调等等）。改稿誊清后（即第三稿）还得改一次。等到书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这些情形大致和你对待灌唱片差不多。可是我已到了日暮途穷的阶段，能力只有衰退，不可能再进步；不比你尽管对自己不满，始终在提高。想到这点，我真艳羡你不置。近来我情绪不高，大概与我对工作不满有关。前五年译的书正在陆续出版。不久即寄《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还有《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约四五月出版。此书于一九五八年春天完成，偏偏最后出世。……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
近来除日课外，每天抓紧时间看一些书。国外研究巴尔扎克的有分量的书，二次战前战后出了不少，只嫌没时间，来不及补课。好些研究虽不以马列主义自命，实际做的就是马列主义工作：比如搜罗十九世纪前五十年的报刊著作、回忆录，去跟《人间喜剧》中写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对证，看看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好些书店重印巴尔扎克的作品，或全集，或零本，都请专家作详尽的考据注释。老实说，从最近一年起，我才开始从翻译巴尔扎克，进一步做了些研究，不过仅仅开了头，五年十年以后是否做得出一些成绩来也不敢说。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至尊处所提译名统一问题，除“流行广泛，历有年数”之译名一律遵命改正以外，其余在发音观点上难以符合者仍保持原译。兹另附《关于译名统一之意见》三纸，一则说明管见，二则藉供参考。此事有关学术与原则性，幸恕坚持。
原作者Taine必须译作“丹纳”一点，尤乞特予注意。据本人所知，通晓汉文之法国学者今年收集中译之法国名著不遗余力。总不能使彼等以为中国人连Taine一字之读音尚犯错误而即贸贸然译Taine之著作。
编辑部所改动之译文若干处，似欠斟酌，如：
（一）“一发不可收拾”改为“益发……”不仅不合成语，且意义亦有出入。
（二）改“亦然如此”为“也是如此”徒使译文单调。文艺翻译与创作恐皆难以“标准语法”相绳；且“亦然如此”今日尚不失为口语。
（三）原文“……avecladouceurtristeducloîtreoulerayonnementdel'extase”原译“带着（上文是说画面上人物的表情）温柔抑郁的修院气息或出神入定的光彩”，今改作“出神入定的光景”。rayonnement译作“光景”已觉离奇，“带着……出神入定的光景”一语是否通顺尤成问题。“光彩”二字即欲改动亦只能改作“光辉”。中世纪笃信宗教之士，面上有某种“光彩”或“光辉”，方是原作真意所在。
倘编辑部认为译文有问题，尽可逐条另纸批明，与译者商榷，再由双方觅得一妥善之译法；不必在原稿上立时批改。否则译者校对时略一疏忽，如“光景”一类之文句，一字出入即犯大错！
曾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专诚向尊处提出本书专名（除人名、书名、雕塑、绘画题目外，尚有大量地名）数在三千以上，为便利读者计排版时应加专名号，当时亦荷同意。今一律不用，殊为遗憾。关于翻译书之专名号，十年来向各方专家征询意见，认为不宜废去者几达百分之百。最后一次与叶圣陶先生面谈（一九五七年六月），圣老亦认为翻译作品必须用专名号。此次本人校阅时即因专名多而无专名号深觉费力，以己度人，读者之不便势必数倍于原译者。此系有关全面翻译书之问题，值得尊处为群众利益加以考虑！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致罗新璋
……René与Atala均系二十一二岁时喜读，归国后逐渐对浪漫派厌倦，原著久已不翼而飞，无从校阅，尚望慧寄。唯鄙人精力日衰，除日课外尚有其他代人校订工作，只能排在星期日为之，而友朋见访又多打扰，尊稿必须相当时日方能细读，尚盼宽假为幸。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é殊难彼此融洽交流。同为métaphore，一经翻译，意义即已晦涩，遑论情趣。不若西欧文字彼此同源，比喻典故大半一致。且我国语体文历史尚浅，句法词汇远不如有二三千年传统之文言；一切皆待文艺工作者长期摸索。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尊札所称“博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钞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唯钞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数年来不独脑力衰退，视神经亦感疲劳过度，往往眼花流泪，译事进度愈慢，而返工愈多；诚所谓眼界愈高，手段愈绌，永远跟不上耳。
至于试译作为练习，鄙意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鄙人于此，常感用力不够。总之译事虽尽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赏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倘能将英译本与法文原作对读，亦可获益不少。纵英译不尽忠实，于译文原则亦能有所借鉴，增加自信。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或可对足下略有帮助。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致郑效洵
《人间喜剧》共包括九十四个长篇；已译十五种（《夏倍上校》包括三个短篇，《都尔的本堂神甫》两个，《幻灭》为三个中长篇合成，故十本实际是十五种）。虽不能囊括作者全部精华，但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法国一般文艺爱好者所熟悉之巴尔扎克小说，甚少超出此项范围。以巴尔扎克所代表的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论，已译十五种对吾国读者亦已足够，不妨暂告段落；即欲补充，为数亦不多，且更宜从长考虑，不急于连续不断地介绍。
固然，巴尔扎克尚有不少为西方学术界公认之重要著作，或宣扬神秘主义，超凡入定之灵学（如《路易·朗倍》），既与吾国民族性格格不入，更与社会主义抵触，在资本主义国家亦只有极少数专门学者加以注意，国内欲做巴尔扎克专题研究之人今可阅读原文，不劳翻译；或虽带有暴露性质，但传奇（romanesque）气息偏浓而偏于黑幕小说一流（如《十三人党》《交际花荣枯记》）；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如《乡村教士》《乡下医生》）；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派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于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如《幽谷百合》《彼阿特利克斯》）；或写自溺狂而以专门学科为题材，过于枯燥（如《炼丹记》有Alarecherchedel'Absolu，之写化学实验，《刚巴拉》之写音乐创作），诸如此类之名著，对吾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
以上所云，虽不敢自命为正确无误，但确系根据作品内容，以吾国民族传统的伦理观、世界观做衡量。况在目前文化革命的形势之下，如何恰当批评资本主义文学尚无把握之际，介绍西欧作品更不能不郑重考虑，更当力求选题不犯或少犯大错。再按实际情况，《皮罗多》校样改正至今已历三载，犹未付印；足见巴尔扎克作品亦并非急需。故鄙见认为从主观与客观的双重角度着眼，翻译巴尔扎克小说暂告段落应当是适宜的。
反之，作品既已介绍十余种（除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当为西方作家中翻译最多的一个），而研究材料全付阙如，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缺陷。
近几年来，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问题，以及何谓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甚多；似正需要提供若干文献做参考（至少以内部发行的方式）。一方面，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尚无详细内容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客观史料又绝无供应，更不必说掌握：似此情形，文艺研究工作恐甚难推进。而弟近年来对于国外研究巴尔扎克之资料略有涉猎，故敢于前信中有所建议，尚望编辑部重行考虑，或竟向中宣部请示。且弟体弱多病，脑力衰退尤甚，亟欲在尚能勉强支持之日，为国内文艺界做些填补空白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