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国史稿》第一册批语

p22有些较弱的部落缺乏胞族这个环节，直接由氏族组成。不应是部落，而应是部族，因为还有血缘关系，不只是地缘关系。p22—23在六七千年以前，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母系氏族部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目前了解得比较清楚的，在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的渭河、汾河、伊水、洛水、卫河等广大地区内，有仰韶文化。以仰韶文化作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是不恰当的，它已经超过了母系氏族阶段而向家族发展。仰韶与龙山均有玉器，文化堆积极厚，我认为它们都已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大门。如果说它们都还在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对上述现象是无法说明的。p24在马家窑文化氏族部落的彩陶上发现有蛙、鸟的图像。在仰韶文化氏族部落的彩陶上除有鸟、鱼、鹿、蛙等外，还有人面、人首虫身等图像，这些可能就是当时的氏族图腾。不对。作为日常用品的陶器不能代表最尊贵的氏族标志，这些图像不是图腾。中国图腾晚出。p25氏族首领……是勤劳勇敢、能力卓越、为氏族成员所爱戴的人。妇女和男子都可以当选，……这种叙述太现代化了。p27从每个氏族来说，一般实行族外婚，但从每个部落而言，大都是实行族内婚。“族外婚”，应改为“半部族外婚制”。“部落”，应改为“部族”。p28各个氏族内逐渐形成若干共产制的母系大家族，它包括一个始祖母的四、五代最近的亲属。这不是氏族制，是家族制。p29最后，则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推移，她主动要求比较长久地与一个男子结合。要看到物质方面的因素，否则就成了唯心主义了。p31马家窑文化氏族部落……可能系羌族祖先。p34相传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无陶器而有农业，这是亚洲的特殊现象。p35相传神农尝百草之滋味，采集产生了中医中药。p43男子和妇女使用的装饰品种类不尽相同，妇女往往拥有更多的装饰品。这种情况已不再是氏族制的情况，当是家族制的情况。p43人们建造了成批的住房。那时的房屋残迹不少保存了下来，例如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这些房屋多是家族社会的产物，不是氏族社会之事。p44无论圆形或方形房屋，屋内正对门口里边普遍挖筑一个灶炕，用来烧饭，兼供取暖和照明。为什么叫“伙伴”、“大伙”？有火就能聚集众人，就有“一伙”。p48大约在五千年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有些地区可能较晚一些。p52最为盛行的是单人埋葬的制度，还出现了不少的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这些都是家族社会的现象。p52有较多的小孩采取了同成人一样的埋葬方法。富裕的表现。p56这里还有单独的长方形套间房屋，……大家族内又有小家庭。p59尽力乎沟洫。沟，构也，人工所为之渠也；洫，行也，排水之渠也。p60水稻的栽种，从此又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主要的生活资料。水稻作为主要的生活资料时间较晚，当在有史时期。p61畜牧业也有了显著捏高，……各地都饲养了成群的猪、狗，也有不少的牛、山羊……又开始饲养了马匹，鸡也成为被人喂养的一种家禽，……马、牛、羊是从西方传至东方者，中国原来没有。中国最早的家畜是鸡、犬、豕，尤以豕为乡。鸡是由南而北发展的，犬是狩猎时代的遗物。这些家畜不能游牧，只能是农业的附属。p61在邯郸涧沟，一个大土坑中便发现了二十一个猪的骨骼。养猪之多，证明这是大家族。p64齐家文化部落的住地和墓葬……齐家文化的时期我认为还值得进一步研究。p65他们制成的铜器有小刀、锥、凿和环形、透孔片状的装饰品等。铜，古称金，与锡合起来，乃称为铜，故字从同，铜必是合金。红铜是纯铜，质软，所作的刀不可能是工具，仅是饰品。至于透孔片状饰品乃是古匈奴所有，即鄂尔多斯的斯基泰文化，最早是在公元前七世纪。p66这种制玉工艺的规模相当大，……玉器是贵族装饰品，应是阶级社会的现象。p67第三节：部落联盟的发展和部落显贵地位的加强注意！这一节都是传说。p68黄帝是姬姓部落的始祖，……这是周人的传说，姬姓自认是黄帝的子孙。p68相传黄帝二十五子，四母所生，……此见于《史记》，而又取材于《晋语》，本作二十五宗，即父系家族。《史记》改为二十五子，误。p80“轩辕”就是“天鼋”。不对，这是误说。p68青阳和桑林氏。应是青阳氏和苍林氏，皆姬姓。p68姜姓是羌族的一文，……不对，应当说羌人是羌姓的一文。羌姓即神农氏，本是农业部族，羌人是在边区的一支，和游牧族接触之后而变为以牧业为主。p68又战于冀中之野。冀，古代中原之通称。p69少昊和太昊是东方部落的有名首领。太者，大也，远也。太昊应在少昊之前。p69当时是鸟名官的，有凤鸟氏……官者，酋长也。p69我们考查它的原始的含义，应当是一个部落中的各个胞族或一个部落联盟中的各部落。这里应当理解为以下的三级关系：族（大氏族），如少昊胞族（姓），如玄鸟氏氏族（氏），如五雉p69这种“神”的解释，不是天神，他是天、人之间的媒介，正如“申”字所表示的含义，是两个事物间的媒介。不应叫“神”，而应当是“巫”。所谓“申”，其初文本作▲，系一二合之绳的象形，可能古代祭祀时作为媒介之物。p70高阳氏高阳者，居于高地之族也。p70八元、八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其实他们是十六个胞族的领袖。以八为数，就是部落联盟的遗迹。后来的契丹亦有八部，虽然数目不是八部，也称之为八部。p71修蛇也就是三苗，驩兜是他们的著名首领。……尧时曾经打败过丹水之浦的三苗，……舜则“分此三苗”“更易其俗”，这也就是把他们疏散到北方而改变他们原来的风俗习惯。三苗是羌姓之祖，并非后世之苗族。驩兜即浑敦氏，也不是三苗首领。分北之“北”，别也，并非方位词，“分北”就是解散其部族，不是疏散到北方。p72四岳……是四个部落的首领。四岳者，边区山岳部落也。p72—73此后，“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这可以说明一个退职的长老或者军事首领是如何平常。这是以后世情况拟古，不可信。p73比如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虞幕的成就是“听协风成乐物生”，就字面说也许和音乐有关，但“言能听知协风，因时顺气，以成育万物，使之乐生”，这就和农业生产有关了。这里将《国语》断句断错了，理解也错了。应当是“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生”读为“性”，即“物性者也”。韦昭将“乐”读为“音乐”之“乐”，不对，应是“快乐”之“乐”。p74在高山上筑坛祭天，就是后来所谓的“封禅”。壇——墠——禅p75《礼记·礼运篇》……具体描绘了“大同”与“小康”的图景。《礼运》成书，最早不过战国。在当时尚可见到“大同”的农村公社，这种记载就是描述了战国的农村公社，并非假造，不一定就是反映氏族社会情况。“选贤”是地域区划的社会才有，没有血缘关系。村社之中，有公有私，至于矜、寡、孤、独、分、归等都是小家族制的现象。所谓“家”，古代是指同宗共财的大家族。小家称为“室”。P79夏部落……应是部族，因为血缘关系甚重。部族由大小家族构成。P81湖泊近旁土地和河流附近相似，同样便于农业经济。薮泽地区在古代都是狩猎区，不是农耕区。P81在夏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夏，姒姓，以从◆，即耜，可知是农业民族。而夷从弓，可知是狩猎游牧民族。P82在夏初饮酒已经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社会问题了。我国的酒向来是用谷物酿造的。这说明了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在加强，并利用剥削品去挥霍；同时反映出农产量在提高，剩余农产物是逐渐增多了。有了剩余农作物才酿酒，喝酒是浪费粮食，这是现代化的看法，古人并非如此。古代的粮食难以大量储存，收获了就要酿酒。当时是酿造酒，吃酒也吃糟，并不怎样浪费。粮食吃完了，则以狩猎、采集作为补充。P82在一些部落内部，在各氏族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显著。奴隶社会的分工可能较封建社会更细，这是为了适应奴隶主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分工。封建社会中主要是男女分工。P82莱夷部落很可能长于畜牧业。应是以狩猎为主，而不是饲养家畜。P82—83夏代……冶铸铜器业到这时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并有成批奴隶在从事生产了。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有关传说记载是不可信的。夏代不可能有这种情况。P83那些贵宗大家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男女奴隶——臣妾。这是欧州才有的现象，中国古代不是这样。这种说法也与上一段（指“各生产部门的奴隶仍然保留着族居现象……”）相矛盾。中国的奴隶制是不发达的，不能与希腊、罗马相比。P84“夏后氏五十而贡”的传说，大概是指平民对贵族的贡纳额。入贡，多是对外族而言，本族应是以服役为多。P84奴隶绝大部分来自战争中的俘虏。奴隶的来源中，最早和最多者，一定是在族内，是由贫富分化而来。只有这种情况出现之后，才能以大批俘虏为奴。P84有时，征服者还保留被征服族的氏族部落组织，而整个地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种族奴隶。人类没有纯种，因此“种族”一称不确，应称为部族，一个部族统治别族，决不能完全保存原来的部族结构，必然要分而制之。因此，“种族奴隶”制度是不存在的，经典无考，史实无例。有的，只是部族联盟的统治族利用被统治族原来的部族统治者进行统治，统治族和被统治族之间仍是部族联盟的形式。周对商如此，契丹对奚亦是如此。P84战争中的俘虏，除部分被屠杀外，都变成了战胜族中贵族的奴隶，成为贵族的财产。在奴隶制初期，直接以被征服者的俘虏为奴隶是不多的，直到商代还大量杀殉，如果俘虏不是负担而是财产，就不会如此。p85每当夏族统治不稳的时候，奴隶就乘机暴动或逃亡，……家内奴隶难以逃亡，更难暴动，他们是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反抗，我们还未能详知。这里的描述又是现代化了。P85夏桀无视民意，把自己比作不落的太阳。……这种说法不确。夏人崇拜太阳（《白虎通》说“夏法日”），故夏桀以日自喻。匈奴为夏之后，亦有此习，朝暮拜日月，居屋朝东，非以南向为尊。P87商的始祖名契，传说其母有娀氏行浴时见玄鸟下蛋，就吞了下去，生下契来。有娀从戎，简狄名狄，可见其母系乃戎狄之邦；玄鸟是少昊后代的一个部族，是为父系。戎与夏有关（西方），狄同细石器文化有关（北方），玄鸟与卵生之说则在东方，与龙山文化关系密切。由是可知在商代时三种不同文化（仰韶、细石器、龙山）、三种血缘关系已开始溶合。P87商族的畜牧业可能自始就比较发达，所以它的迁徙在早期比较频繁，……不，可能是农业比较发达。迁徙原因有二：一是土地肥效不足了；二是垃圾过多发生瘟疫。古人居处简单，迁徙是很容易的。P88农业的发展促成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初步分工也相应产生了。我国古代的马牛羊都是外面传入的，其饲养不发达，故而农牧分工并不显著。而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最初就是男女分工。P89那时在陕西一带的氐姜……不对，应在今甘、川边境。氐与羌是一族还是两族，尚难确定。古时说为一族，后来确系二族。P89商灭亡后，其与国楚继承商的文化亦南方发展。楚应是商王朝部族联盟中的一个部族，商亡后退向南方。P92商先公表表中的“中”，可能就是父系；“外”，可能就是母系之子。中外为表兄弟，这是母系社会遗迹。P93在战争中被商朝战败的氏族部落或方国，有的对商称臣纳贡，有的则被灭宗，整个成为商的种族奴隶。这样多的奴隶，除少数在贵族家内服贱役外，绝大多数都被投入各个社会失产领域。奴隶劳动越来越广泛地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因此，商继夏之后，社会生产和文化空前发达起来。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是不发达的奴隶制，是从农业开始（发达奴隶制是以手工业为主）。奴隶不是生产主力，不可能用绳子系着去做农活。商朝用原来的统治阶级来统治异族，这不是种族奴隶制，而是部族联盟。在史书中，匈奴、越人都是夏之后，桀放于南巢，可见夏人有不少逃亡到了边境。未逃亡者被商所同化，有的成了奴隶，但不会是家内奴隶，因为有大量的杀殉存在。商朝对于夏人的剥削主要是迫其贡献、服劳役，这也能使商人进行高度的掠夺，使经济文化得到发展。P94井田即方块田，……这种田制起源当然很早，但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用来作为剥削奴隶的手段，是在商代完成的。井田制是农村公社遗留下来的，耕地分为公私两种，公田用以养活无劳力者、接待客人、祭祀等用。商代征服了农材公社，把公地收为已有，成为劳役地租，这颇似罗马后来的庄园制。P94由于千千万万的奴隶在从事生产，……形容过头了。P94武丁时的几条卜辞很清楚地记载着奴隶生产的情况：众人农作，就不是奴隶。小臣也不是家内奴隶，因为对家内奴隶就无须“贞”、无须“令”，是天天都要干活的。既然要贞要令，就证明小臣只是有时为王家工作。P95见于甲骨文的农产物品种有禾、黍、麦等。禾，不是农作物的品种，而是农作物幼苗之通称。P95在甲骨文中，有廪字出现，这说明奴隶主贵族有了仓廪。有仓廪是事实，但廪并非奴隶主所专有，而是耕作者均有。廪是野外储藏粮食（主要是穗子）之所，即后世之鄙。P95酒的大量酿造和消耗，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展。酿酒饮酒并非粮食吃不完，而是为了享受。P96—97当时的青铜工业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程度。商代后期，青铜器陡然涌起，这个发展过程还搞不清楚。有可能是中原地区受了边远地区的影响，先掌握了技术，后有铜矿的大发现，于是青铜器突然增长。P100那时候，已经累积了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奴隶制下的文化发展在某些领域是可以超过封建制的。P102农业生产奴隶在甲骨文里被称为“众”或“众人”，在《尚书·盘庚篇》里被称“畜民”。此说不确。贵族在一起亦可称众。众就是多数人之意，不能当作一个阶级。《盘庚篇》中的众包括了多种成份。卜辞中之众也指劳动者，一般是指庶人而言的。至于“畜民”，并非贱称。古时“畜”是宝贝，是财货，故“畜”字是好意，《孟子》中还有“畜君”，并解释说畜者好也。所以“畜民”是好百姓之意。P102这种农业生产奴隶一般都有家室。生产者主要不是奴隶，他们是半自由的，这与欧州的奴隶不同。P102—103除奴隶外，从事劳动生产的还有“小人”，……“小人”是商代的平民。小人应是被征服部族之人，是社会的多数，其身份地位可视为隶农，不是平民。奴隶社会中的平民是公民，是统治部族的成员，是要服兵役的，而“小人”是不能从军的。P102王侯、王族、子族……是商代的奴隶主。王、子不同族，乃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现象。P103商代最大的贵族，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二十余支。应是三大族三百六十部。P103在那时，只有贵族才有姓，……商代是否有姓，目前尚难以定论。当时所谓的姓是指的胞族，大部族之下，小氏族之上。姓是父系完全确立之后才能确定，春秋时尚不能完全确定，当时的姓（也即今天的姓）实际上是氏。P103国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他直接地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奴隶，统管着那些有土地和奴隶的大大小小的贵族，并能把土地和奴隶分配给他们。奴隶制下决无封地，国王不能支配其他奴隶主的财产和土地。P104他们要向王负担一定的义务，如献纳牲畜或其他财物，督率自己奴隶给王耕种，或率领属下去为王打仗等。这是把封建制的情况提前了，不妥。奴隶制下的征伐等事是由各奴隶主共同商议、共同行动的。P104在商代，一般的小贵族和大贵族之间存在着宗族关系，……脱离劳动而过着寄生生活。商代没有宗族关系，大小奴隶主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在早期，还是氏族关系为主。在奴隶社会初期，奴隶主并未完全脱离生产。P194在商代，奴隶的数量是很多的。此说无据。P104商代的奴隶，除家内奴隶外，一般都有自己的家室，……在殷墟，发观了三个奴隶陶俑，他们的手上都有手梏。……在商代，筑城之类的劳役是由奴隶进行的。而家内服役者已成为其家庭组织的一员，和奴隶是有区别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小人，即隶农完成的。完全的奴隶是要波捆着去服役的，女的捆在前，男的捆在后，甲骨文中的“女”字和“奴”字就是其象形，在殷墟发掘中亦可见到。对待俘虏和奴隶是不同的。着手梏者，当是俘虏。P105—106屠杀奴隶和俘虏在商代是常见的，……往往有生殉或杀殉的现象。杀和殉是两回事，杀是杀祭，即杀人而祭，被杀者供死者食用，这是原始社会吃人风俗的遗留。殉是用来服役，为主人服役。杀殉者都不是生产奴隶。财产怎能如此浪费呢？P106西北岗很可能是商代帝王的墓地。“很可能”三字是多余的。P106有的被杀了，有的还带着玉饰。戴着玉饰，可知是俘虏，不是奴隶。P108镶嵌有宝石的戈、钺、矛、镞等精美的武器。镶嵌有宝石的箭镞，是无据之说。P108奴隶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的事件逐渐增多，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奴隶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使商王都慌了手脚，时常乞求于神灵的保佑。奴隶逃亡到哪里去？其结果还是到另一奴隶主处。所以，这种逃亡更主要的是奴隶主之间争夺奴隶的斗争，而不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商代后期，大奴隶主排斥小奴隶主，直系排斥旁系，争夺劳动力（也就是争夺财产）。商王纣就曾大量收容各方的逃亡奴隶（见《书·牧誓》与《左昭七年传》），这就严重破坏了奴隶制的社会秩序，造成内部斗争，不少小奴隶主投于周，这些奴隶主的反抗，应当是商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P108除逃亡外，奴隶们还起来暴动。在卜辞中，记载着商王曾经不止一次地亲自出马镇压奴隶的暴动，叫作“途众”。这种解释有很大问题。在不发达奴隶制下，奴隶是不可能群起革命的。家内奴隶可能比平民的生活还要好点。P109从商代国王对其祖先的祭祀中，可以看出商代统治阶级的以家族以及宗族为基础的继统制度的发展。……这些重视父子相承的直线系统和区分正庶的现象，说明在商代后期；以嫡子继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了。……标志着奴隶制国家机构的加强和国王权力的增长。盘庚之后，殷商到了最发达时期。武丁有妃五十余，很可能是一种政治婚姻，各氏族联合，加强了商王的权力，传子制必然应运而生，祭祀更加隆重，三年之丧也产生了。宗法的产生意味着氏族公有到家族私有，要有这种私有，才有可能有封建，有王权。王权的加强和宗法制的发展，是封建制的上层建筑，这在武丁之后比较明显，就给封建制创造了条件。P109—110和商王一同掌握国家大权的还有其他一些大族的族长。甲骨文中记载的大贵族“子渔”等就是“多子族”的族长。子族与王族是有别的，是王族的儿子一族，算是大部族的一部，这是氏族社会必有的现象，商共有三大氏族，三百六十小氏族。“子渔”等就是氏族的酋长。P110商代的官职很多，……有史，卿史和御史，是掌祭祀的官。不对。史不管祭祀，是官长通名，还有大史、小史。卿史有如宰相，御史是商王身边的一种官职。P111在安阳西北岗发现的一座商王墓葬中，带枇的戈和成捆的矛层层叠放在一起，都是数以百计；另外还有六、七种不同形式的铜盔数十具，也堆放了一层。国有武库，是很进步的事，周初尚不可能如此。这些入葬的武器很可能是缴获的战利品。P111不仅商王室掌握了军队，就是一些中小奴隶主贵族也都拥有武装。在安阳、辉县、郑州等地发现的奴隶主贵族墓葬中往往殉有武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不对。有武器不等于有军队。在奴隶制下，战争中谁得到了战利品就可以归谁。这些殉葬的武器很可能就是他们所获得的战利品。p111商代的军队，主干是贵族家族的全体成员组成的，平民是贵族军队的基本来源。此外，部分“众人”和“多臣”（都是奴隶）也常常被强制充当徒兵并服军事杂役。不是贵族家族成员，而是氏族。平民就是氏族成员。奴隶是不能作军人的。就是封建初期也是如此，一定要是解放了的农奴才能服兵役。P111—112商代后期的基层军事组织，大体是以车兵为主力的，实际作战时，也是徒兵配合，由奴隶充任徒兵走在战车的后面和两旁。古之兵车，有似今之坦克，马、车均披甲，用以冲锋。今天的象棋，车的威力最大，正是古之遗风。商代是否有徒兵，尚无法证明。至于由奴隶充任，则完全不可能。P112掌握着商朝国家大权的商王和贵族居住在城内。奴隶主总是居住在城内，因为要保护自己、要组织服役、要进行交换。而后来的封建主则多居于乡村。P113在商代，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作为奴隶制国家经济、政治在宗教领域内的反映，出现了一个至上的神，这正是地上的奴隶制国家的王的投影。商人把至上神称为帝或上帝。这些提法太现代化了，也不合于实际。统一的上帝崇拜是极进步的现象。商有上帝，但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可能是各人所信仰的不同，除了天上上帝，还有地神下帝（不见于卜辞而见于铜器）。上帝是多神中的最高者，也不是绝对信仰，信时祭之，不信时还可以射之。武乙就曾射天（后来宋康王也曾射天）。P113商朝的最高统治者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嫡系子孙，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宗神，而他们也就成了地上的上帝。他们的统治也就成了上帝的统治，而他们死后又回到天上当帝王。这完全是封建社会的现象，不是商代的上层建筑。卜辞无“天子”之称，“天子”始见于周。P113商王经常以施行天罚来威胁被统治的奴隶和平民。从《盘庚》篇来看，上帝的意志要通过各人的祖先来执行，并不统一，臣的祖先罚臣，皇帝的祖先罚帝。P113统治者碰到任何事情都要向鬼神卜问一番，并且要连卜数次，卜的资料主要是龟腹甲和牛胛骨。……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解释占卜应验的情况，卜兆的吉凶—般都由商王亲自决定，有时由商王的亲信决定。卜于甲骨，这也说明鬼神尚无直接作用，需借助于物的表现。占卜完全由巫史掌握，文字是由他们发展和垄断的。因为要检验后果，积累经验，才会刻辞，逐渐发展了文字。商王对占卜并不亲自过问，也不懂得文字和卜兆的吉凶，都是假手于卜人。P114不论是占卜或祭祀，其实质无非都是奴隶主贵族用来麻痹人民和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这种论述太现代化了。当时的统治者并非如此有意识，他们自己也是不明白的，只能一切假之于神。P115祖甲以后的商王几乎都是淫暴的人，……因而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短。据《书·无逸》，祖甲之前的商王都未脱离生产，而且是推举产生。祖甲之后，以宗法继承王位，不经选举，脱离劳动，故而耽乐是从，在位很短。P117相传周族的始祖名弃，是善于种稷和麦的人。只能说稷。不能说麦。麦是由中亚传入的作物。P117公刘迁徙到豳地定居。他继承后稷的事业，不贪享受，发展农业生产。豳，金文作燹，可知是狩猎之区，不是农业发展之区。后来与姜族通婚，迁于周，农业才发展起来。P117—118从后稷起三传到公刘。……公刘传九代到古公亶父。周人对其先世并不清楚，所以太王就被称为古公亶父了，太王以上皆系传闻。《周本纪》的世系是后人臆造的。P118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误。“十二”应是“二十”。P118昆夷（鬼方）。误，昆夷属于狄人；鬼方乃是玁狁，即后之羌人。二者不是一回事。P119这时，周族已经最后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一个奴隶制国家——周，在我国陕甘一带建立起来了。这几段对周人的历史叙述是没有根据的。商是阶级社会，周事于商，多有联系，其发展阶段不会相距太远，也是阶级社会。古公亶父时代，周人已形成国家。周姜联姻之后讲宗法、文王养士，这些都已是封建制的现象，是周初大封建的基础，奴隶社会是没有这些现象的。P119为了巩固和发展正在形成中的奴隶制，……文王制订了一条旨在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有亡荒阅”的法律。不是为了巩固本身的奴隶制，而是适应殷商的奴隶制的一种手段。P120在激烈的战斗中，商王军队中的奴隶兵掉转戈头，发动起义，使周师顺利占领朝歌，商纣兵败自杀。前徒例戈，不是奴隶兵起义，奴隶不能当兵。周人说夷人离心离德，“夷人”是周人对殷人的称呼，可知前徒倒戈就是殷商部族奴隶主解体，这和辽代之灭亡颇为类似。P120周人和商人比起来是后进的民族，其文化大体上沿袭商人。周人很早就是家族制（商是氏族制），农业发达，虽然文化上低于商，但不能说周人是后进民族。后来周武王之改革并非奴隶制之继承，乃奴隶制之转变。P121周初对殷民所进行的严密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监督，很快就收到了效果，“殷顽民”对周朝的统治逐渐软化降服。“顽民”就是被解散了的殷人氏族，但仍在村社之中，故称为“野人”，与周族的“君子”有别，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所谓“多方”、“多士”都是被征服部族，给予土地、居处加以怀柔，使之为周服役。这是农奴，不是奴隶。P121周在其所征服的广大地区实行大分封，史称“封邦建国”。……这种“封邦建国”，实质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殖民，每一个诸侯国，都是按照洛邑的模型建立的统治种族奴隶的据点。封建者，封土建国君也。其经济基础是商代后期己形成的隶农制，剥削个体农民。其上层建筑是宗法制，加以军事扈从制，这是奴隶社会不可能产生的。“周因于殷礼”者，是在新的基础之上有损有益的。周的分封是根据亲军制和君臣依附关系的等级制建立起来的，这与奴隶制下大小奴隶主平等完全不同。P122封武王弟康叔做卫侯。误，卫先在殷都，由周直接管辖，并非分封为侯。直到周夷王时，周衰，卫方为诸侯。P122种族奴隶这里几次提到的种族奴隶都应是部族联盟。P123和商有关的徐、楚等国。楚，子爵，就是商之多子族转变而来的，文王以前与周有接触，以后臣属于周。P123前后经过将近十年的经营。岂止十年。P124第二节：周朝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这一节内容自相矛盾。如果殷周同样是奴隶制，基础不变，上层何得有一系列重要变化！p124周朝为了巩固奴隶制统治秩序，利用着以血缘为基础的的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宗法关系，确立了一套比商代更加系统的宗法制。宗法制是在家族制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奴隶制下主要是氏族关系，无宗法，只是在晚期有些萌芽。P125王位和诸侯国君位一般都是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制最早是幼子继承，因为大儿子长大之后就不在身边了，后来的楚、蒙古都有幼于继承制。长子继承制后起，当系由士发展而来，因为继承当武士是要长子的。P125“三事”指三种职官，即常伯、常任和准人。误，当是司徒、司马和司空。P125—126关于西周时爵位，因各种记载不同，一向存在着争论。其实许多记载都是出于后人的想象，所谓“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级并非事实。爵位之初谊，乃设宴饮酒之位序。公者翁也，伯者长也，子者小也，如今日之老者、大哥、小侄坐席位一般。最初三等，后配成五等。爵位本与等级无关，是诸侯间相互比较而言，成为大小诸侯的等级，后发展为统治阶级的社会等级。公、伯、子是周的，侯、男是商的，二者凑合为五。P126当时内外官职有别，称作内服、外服。内服外服本是商制的，即奴隶主家内外之事也。周之外服乃王畿，是商之外服，即甸。畿甸义同。P126对鲁卫两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唐叔封地晋国是夏的故居，……所以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以商政者，按商末之隶农制分土地给小农也。疆以周索者，把这些小农分结周贵族。索者约束也。夏政者，贡纳也。戎索者，因生产低，范围广大，近似戎狄之法而划分疆界，较为宽阔也。P126贵族和平民都是军队中的军士。贵族一般担任兵车上的甲士，平民一般担任车下的徒兵。平民即自由民，包括庶人上升者与贵族没落者。P127唯独在武器的构造上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关心，主要的武器如戈矛等都大有改进。此说无据。P127周朝统治者还制定了严酷的五刑。五刑之律，共有三千条，……有三千条严密的法网。此说过早。五刑见于《吕刑》，而《吕刑》为春秋以后作。成文法是贵族权力没落时才出现的，是一种进步。P128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商人积极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很像是一个矛盾。其实，从周初的一些材料看来，凡是尊崇天的话都是对着商人及其旧属国说的，而怀疑天的话是向周人自己说的。不是有两种思想，而是说话的环境不同。P129相传周朝的礼有这样五类：吉、凶、宾、军、嘉。五类，缩小了。事实上礼是一个庞大的上层建筑。P130周代……经济比商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周代农业较商代发达，但工商业不及，这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必然现象。P130庶人是奴隶阶级，王、诸侯、卿、大夫是奴隶主阶级。庶人是周人，说他们不是奴隶，关键在于他们不能随意杀掉；王、诸侯、卿大夫（卿大夫是一级，卿只是其中最高者）等不是奴隶主，他们有明显的等级，只能是封建主。P131周朝大举经略东南，经常对北边的鬼方和同它杂处的氏族部落及异族小国用兵。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对外战争的性质、目的是不同的。奴隶制必须对外掠夺；封建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较稳定，对外战争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扩张也是为了一劳永逸地保护自己。P131在整个西周时期，周王都不断在他直接统治的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部落殖民，建立封国。殖民和建立封国是两回事，不能并言。殖民是派人去统治，尽力搜刮以补己之不足；封国是保持原来统治；进行羁縻。P231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第一个锡是对周人；第二个锡是对派去统治夷即商的官长。鬲即献，人鬲就是众多的普通人。周人是要服兵役的，故有驭即御；商人是不服兵役的，只从事生产。P131鬲与人鬲，就是古书上的民仪与黎民，黎、仪、鬲是同音字。民仪与黎民完全不能等同，亦非同音字，仪从我得音。民仪或称民献，是周人对殷贵族俘虏之称，并非奴隶。P132井田计算方法采用十进制。在劳役地租下，“八家”共耕一公田。到实物地租时，则为“九夫”。到服兵役时，就以十进，所谓“井十为通”。P132附庸土田。附庸是诸侯所属的聚居处、初期的城市。P132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和臣下，让他们世代享用。但他们只有享有权而无所有权。封建诸侯之采邑（采者事也，有职即有邑）名义上属于天子，实际上是世袭的，是所有而非占有，有权进行支配。封建社会中，长期的占有就会变成所有。《礼·檀弓下》、《齐子仲姜镈》均可作证。P133在辽阔的井田中建置有许多小屋，叫作“邮”；田畯就在都里监视着奴隶耕作。“邮”是用来传达命令的。国君的命令直达农村，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也。“邮政”一词即由此而来。P134司徒也称为司土。先称司土，后称司徒。司土变成司徒，是很有意思的，人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了。P137在西周，车已经广泛使用。车的起源，尚不清楚。我国古代的车一开始技术就很高，尚未看到发展的途径，可能和细石器文化的影响有关。两河流域的车和我国古代的车很一致。P138西周的商贾和百工一样，由奴隶承担，并受贵族豢养，所以古书上说“工商食官”。所谓“食官”，就是给一块土地让其经营。P146在周代，有着“国”和“野”、“都”和“鄙”的区别，这反映出城乡之间的对立。住在国和都中的统治族，包括贵族和平民，工商因为直接服务于贵族，也是住在国中的。“国”实际上是统治者所住的庄园，并非是所有统治族都住在其中，如文王一家居丰，武王一家居镐，是在农村中的居住区、消费点。贵族则居于国之郊外。“都”和“鄙”之别后起，当在东周。都是边境上发展起来的聚居地，工商业者就居于其中，其规模逐渐超过了国，也就形成了城乡的对立。P148平民中的上层就是“土”。应当说，“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低层，可升可降，变化不定。P149《易经》上有小人丧失劳动果实，拆掉房屋的卦辞；有小人不要打仗和小人革命的卦辞。这些材料即《剥上九》、《师上六》、《革上六》的爻辞，但这里的理解都不准确。如《剥上九》爻辞：“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爻剥庐。”这是三件不同的事，并非一件事。P150—151诗人曾这样形容当时的社会情景：天降丧乱，灭我立王。以“立王”观之，谓此诗为宣王时诗，不确。P151贵族们尽量地榨取奴隶的劳动，开辟“公田”以外的土地，作为自己的“私田”。在西周，不存在什么开辟公田之外的私田的问题，这是战国时事。P151宣王为了转移内部的矛盾，发动了对其他族的战争。不，早在厉王时就已发动战争。P152宣王“乃料民于太原”，检查民户，严加控制。“料民”，是加强国家权力，削弱村社的力量，以便征兵征赋，故而使部族离心，逐渐解体。“太原”，广大之原野也。P154西周末年，周宣王封弟友为诸侯，就是郑桓公。封于西郑（今”关中华阴地区），只是采邑，并非诸侯。P157武公的儿子献公剪除了一批和自己对立的“公族”，任用亲信，巩固内部，并积极向外发展。晋之强盛有一重要因素是最早破坏了宗法制。从晋桓叔起，武公、献公等乃是旁系（封曲沃）得王位，代替大宗并残杀大宗，献公之后又生内乱，于是宗法大坏。以后除即位太子之后，群公子皆不得住于国，故而君权大增、尚贤局面出现，为以后的专制政体创造了条件。后来更形成了六卿，君权旁落。六卿掌权之后，更加集中君权，推行郡县制，为后来秦统一打下了基础。P157晋国的大臣们“作辕田”，“作州兵”，这些改革为以后晋国的强盛准备了条件。辕田原是统治部族的田制，长期使用，有一定界限，可算是最初的私有田地。作辕田就是推行于被统治者中去。州就是东方的野，让州人占有一定土田并出兵役，就是作州兵。后来武士均赐田宅，始于此。这些改革之后，兵力大增，文公立三军，再扩为九军，而各国多效之。p159在春秋将近三百年的时期内，楚国灭了五十余国，晋国灭了二十余国。这段时期，是汉族形成的时期。各国、各方面均有溶合。P159其余最大的就是鲜虞，后来建立了中山王国。时有二中山，这个中山是魏所灭的中山，并非戎狄，可能是商人之后。P162春秋时代，各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变化，是由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化，即由助到彻。前者是等级别的基础，后者是专制制的基础。P163经济的发展，将各国日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春秋时，各国皆不守关隘，因为空地多，人手少。而战国时不仅要守关隘，还需要筑长城。P195牛与耕相连，用牛耕作人家，说明以牛耕田已经是人们所习见的事物了。古之耕本作牼，后人方改写为耕，故此种证明可疑。犁在战国时普遍使用，是由边区向中原发展。边区牛马多，故先有犁耕。中原长期用耒耜。P165早在西周末年，私田的存在就已经是一个相当显著的事实了。私有、买卖、兼并，皆自贵族始。P167周宣王‘不藉千亩”。不藉千亩，是放弃助法，改用实物地租的表示。P168奴隶身分的改变，提高了他们对劳动的兴趣，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这也加速了私田的发展。在领主制瓦解、地主制出现之前，必然出现大量的小自耕农，这是公社瓦解的结果。自耕农和国君从上下挤垮了贵族，为集权制创造了条件。P170初税亩，表明各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取税。租，从且，助也，是劳役地租的反映；税，从兑，兑现也，是实物地租的反映。P182“士田十万”就是赏给田十万亩。“庶人工商遂”，是说庶人和工商如果立了军功，可以上升为士。士直属于国君，而不是层层隶属，这是等级制崩溃的重要现象。再加之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国君就掌握了武力与赋税，这就为集权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P186地主阶级虽然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应当说是由领主转化为地主者仍带领主色彩，成为豪族，继续依附关系，故而国家要加以打击。这就是汉代酷吏的由来。P186作为中国奴隶社会特征之一的人殉和人牺制度基本上也被废弃了。“杀殉不是奴隶制的产物，而是更古的遗俗，又长期遗留于后世，直至明清犹存。P188天的思想在古代是和政治不能分离的，对天的信仰的升替，和政治走着同一的路径。中国和西方不同，西周一开始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公社社员和奴隶变成农奴，没有农奴化的过程，没有黑暗的时期。所以西周一开始就有统一的思想意识，敬天而且保氏。先秦一直存在着天人之间的辨证思想，不是一昧的迷信。P188鲁的闵子骞却说……不是闵子骞，是闵子马。P188西周末年，周宣王的史官史伯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具体的东西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幽王的史官伯阳父认为在宇宙中有明、阳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自然力量，……五行说和阴阳说，在春秋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行说是否产生于西周，尚待研究。《国语·郑语》这段记载所反映的是春秋事（《左传》更在五行之外加上“谷”，成为六事）。阴阳之说后起，先是讲刚柔（如《书》、《易》），后才讲阴阳，约在春秋、战国之际。阴阳和五行本是两回事，战国时才混而为一。P190春秋时代的思想动向，大致可以概括为两方面，那就是对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的否定和对人的重视。这个过程不能估计太高，实际上一直发展到秦汉。在农奴制下，人的地位不可能很高，不能与天地并论。秦时的“三皇”，是天皇、地皇并之而泰皇在上。“三官”是天、地、水。所谓天、地、人“三才”的概念是后起的。P190老子即老聃，生卒不可考，相传为楚国人，曾作周的守藏史。……传世的老于《道德经》实纂成于战国时的环渊……老子不能在孔子之前，只能在孔子之后，否则不可能有道、德、仁、义的发展思想。老子是反映南方农村公社解体，反抗阶级社会的思想。《史记》所记老子事皆出后人臆托。说《道德经》成于环渊，也不确。P198孔子……本身就是一个“士”。出身为武士，转化为文士。P192他曾从老子学习过，《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论礼的话，有四处都说是“闻诸老聃”。误，《礼记》乃汉人所集，此说不可信。P195儒家的后学认为这套经典是孔子亲身订定的，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此，而是长期逐渐完备起来的东西。六经非孔子手订，这是很明显的。《易》，孔子从未言及；《书》中有一部分他并未见到；《乐》本无书可言；《春秋》乃鲁国史官所记；只有《诗》，是鲁国乐队所唱的底本，源于周部族的内部诗歌，孔子可能作过一些整理。